老板的目光掃過會議室里幾個資歷更老的工長，他們或低頭喝茶，或面露難色。山區，長期，條件未知，意味著要遠離家庭和熟悉的環境，面對各種不便和可能的棘手問題。就在項目經理眉頭微蹙時，坐在角落一直沉默的南喬站了起來。他站得筆直，甚至有些僵硬，聲音因為緊張而略顯干澀，卻足夠清晰：老板，我去。”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到他身上，帶著詫異和審視。南喬在公司的資歷不算最深，技術也不是最拔尖，但踏實肯干、能吃苦是出了名的。老板看著他：“南喬，你想清楚，那地方可不是鬧著玩的，一去至少小半年，中間輕易回不來。聽說今年冬天那邊雪大。”

“我想清楚了。”南喬回答得很快，仿佛怕自己一猶豫就會退縮，“我能帶隊，保證把活干好。”他需要那高出百分之三十的補貼和可能豐厚的項目獎金，那是能讓他稍微喘口氣，甚至可能攢下一點錢應對未來更大風浪的希望。偏遠和艱苦，在此刻的他看來，反而是機會。

回到家，告知蘇予錦這個決定時，她正在給母親喂藥。聽到“四五個月”、“很偏的山里”，她端著藥碗的手幾不可查地晃了一下，幾滴棕黑色的藥汁濺在床單上。她沒說話，只是用紙巾默默擦拭干凈，然后繼續喂藥，直到母親喝完，才轉過身，看著南喬。她的眼睛深陷，里面是濃得化不開的疲憊，還有一種近乎認命的平靜。“什么時候走？”她問，聲音沒什么起伏。

“后天。”南喬喉嚨發緊，“公司安排車直接送到項目點。錢……我會按月多寄回來。家里……”他頓了頓，那句“辛苦你了”在舌尖滾了無數次，卻覺得蒼白無力到了極點。

蘇予錦點了點頭，沒再看他，開始收拾母親吃完藥的碗勺。“東西我給你準備。山里冷，多帶點厚衣服。”

出發那天清晨，天色漆黑。南喬的行囊比以往任何一次都鼓囊，除了衣物，蘇予錦還塞進去一大包她連夜趕制的肉醬和耐放的餅子。母親似乎感應到什么，在藥物作用下昏睡的臉上眉頭緊蹙。南喬跪在床前，額頭輕輕抵著母親枯瘦的手背，停留了好一會兒，然后猛地起身，不敢再看。在門口，蘇予錦把最后一個裝滿常用藥的塑料袋塞進他背包側袋。“自己當心。”她終于抬眼看他，眼神復雜，有擔憂，有沉重，也有一絲被漫長孤寂前景籠罩的茫然。南喬想抱抱她，最終只是用力捏了捏她冰涼的手，轉身沒入門外凜冽的黑暗中。

項目所在地的艱苦，超出了南喬的預想。那是在一片連綿禿山的腹地，遠離人煙。工棚搭建在半山腰的避風處，冬季的寒風依舊像刀子一樣，能穿透板房的縫隙。飲用水是卡車從幾十公里外拉來的，限量供應。手機信號時有時無，想打個電話，得爬到附近最高的那個山頭，還不一定能接通。交通更是隔絕，除了運送物資的定期車輛，幾乎與世隔絕。

但南喬沒有時間抱怨或退縮。作為帶隊的工長，他不僅要完成自己那份繁重的體力活――在凍土上開挖基礎、搬運沉重的建材，還要協調其他幾個工人，處理各種突發問題，應對惡劣天氣對工期的影響。他把自己逼成了最嚴苛的人，對工程進度和質量的要求近乎偏執，因為他知道，這不僅關乎責任，更關乎他能否拿到那筆至關重要的項目獎金。

他成了工地上起得最早、睡得最晚的人。白天，他在寒風中揮汗如雨，指揮調度；晚上，他在昏暗的燈光下核對進度，規劃次日工作。手指生了凍瘡，裂開滲血，隨便纏上膠布繼續干活。胃病因為飲食不規律而加重，疼痛襲來時，他就著冰水吞兩片隨身帶的廉價藥片壓下去。身體的極度勞累，某種程度上麻痹了他對遠方家庭的思念和焦慮。只有深夜，萬籟俱寂，聽著山風呼嘯掠過工棚，那種刻骨的牽掛才會洶涌襲來，讓他輾轉難眠。他擔心母親的疼痛是否加劇，擔心蘇予錦獨自應對突發狀況的無助，擔心那每月三百元是否又準時到來，像個冰冷的嘲諷。

與家里的聯系，變得極其珍貴和困難。通常每隔十天半個月，當運送補給的車上來時，他才能借司機的衛星電話，匆匆給蘇予錦報個平安。通話時間以秒計，信號嘈雜，彼此的聲音都斷斷續續。他只能反復喊著：“家里好嗎？媽好嗎？錢夠嗎？”蘇予錦的回答總是簡短：“都好。夠。你自己注意。”然后通話往往就在一陣刺耳的忙音中中斷。他握著失去信號的電話，站在荒涼的山脊上，望著家的方向，只看到重重疊疊、望不到盡頭的灰黑色山巒。

他把所有的精力、思念、以及對改變境遇的渺茫希望，都澆筑進了腳下冰冷的水泥基座里。遙遠家鄉那間充滿藥味的老屋，病榻上日漸枯萎的母親，沉默操勞、容憔悴悴的妻子，成了支撐他在這個與世隔絕的苦寒之地堅持下去的唯一念想。他不知道這四五個月的漫長分離和艱辛付出，最終能否換來家庭命運一絲微小的轉機，他只知道，除此之外，他已無路可走。

相隔千里兩人的交流被壓縮到極致，只剩下必要的信息傳遞。“媽今天吃了半碗飯，藥喝了。”“水費單來了。”“明天我去城東那個工地，你自己好好照顧媽。”對話簡潔、干澀，沒有任何情緒的鋪陳。巨大的經濟壓力、看不到盡頭的護理重擔、以及被至親輕慢算計的寒心，像厚厚的冰層，凍住了所有的溫情。他們更像是并肩應對一場持久戰的、疲憊不堪的戰友，而非夫妻。

母親的狀態時好時壞。好的時候，她坐在窗前曬太陽，眼神空洞地望著外面，會忽然對正在拖地的蘇予錦說一句：“小蘇，歇會兒。”聲音含糊，卻讓蘇予錦的動作一頓，鼻腔猛地酸澀。壞的時候，疼痛襲來，即使貼著止痛貼，她也會在床上輾轉**，無意識地喊著“疼啊……難受……”，那聲音像鈍刀子，切割著房間里另外兩個人的心。偶爾，在痛苦的混沌中，她會喊出“玉”或“芳”的名字。每當此時，南喬就會別過臉，用力攥緊拳頭，指節發白。蘇予錦則垂下眼簾，仿佛沒有聽見，只是更仔細地檢查母親身上的止痛貼是否平整。

南芳和南玉果然“信守承諾”，不常露面。南芳偶爾會打電話來，背景音里是孩子的吵鬧或電視的喧嘩，她問：“小喬，媽最近還好吧？哎，家里一堆事，孩子又不聽話，等忙過這陣我一定去看媽。”南玉則連電話都極少，只在每月轉賬時，用那300刷一下微弱的存在感。她們似乎都默契地接受了母親“生活還能自理”的設定，并將這作為自己可以“適度”遠離的合理理由。

這個家，在微妙的、脆弱的平衡中維持著。南喬用透支體力換來的鈔票，支撐著母親的藥罐和家里的米缸。蘇予錦用耗盡心神的方式，維持著病榻前最基本的體面和清潔。那每月三百元的轉賬，像釘在墻上的刻度，冷冷地標記著親情可以廉價到何種地步。母親在一天天衰敗，雖然緩慢，卻無可挽回。而南喬和蘇予錦，在這日復一日的消耗中，彼此之間那點僅存的溫暖與支撐，也正被疲憊和沉默一點點蠶食。他們都知道終點在那里，卻不知道這場酷刑般的跋涉，何時才是盡頭。窗外的四季更迭仿佛與他們無關，屋里只有一種顏色，那是被藥汁浸透的、苦澀的灰黃。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