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靜聽完畢，面容沉靜，緩緩起身。他學識淵博，為人耿介，乃舊學之楷模。

“介甫兄所解《周禮》，字句不差，然其精神，光竊以為有商榷之處。”他開口便溫和卻堅定地切入分歧。

“《孟子》有云：‘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先王設泉府，或有其特定時節之用，然其本意在于方便民眾，非為取利。更非令官府置身市井，與商賈爭毫厘之利。”

他目光掃過王安石，語氣轉為凝重：“若依此例，令官府行借貸之事，收取利息，則官府即為放貸之主體，此非‘惠民’，實為‘與民爭利’！”

他聲音沉郁，擲地有聲：“夫天子之責，在養源，不在斂財。養源者，在使百姓富足，藏富于民。

若人主棄天地之造化，爭商賈之毫末，非唯失王者之體統，更將使天下之人，必稱利，仁義盡喪！此非治國之正道，實乃亂邦之先兆！”

王安石立刻反駁，辭犀利：“君實兄（司馬光字）豈不聞‘民不加賦而國用饒’？國之用度不足，若非開源，莫非坐視困窘？泉府之法，正乃開源而不傷民之策！

官府借貸，取息輕微，遠低于豪強之‘倍稱之息’，此乃奪豪強之利以濟國用、惠小民，何來‘爭利’之說？莫非坐視百姓受高利貸盤剝，方為‘仁義’？”

司馬光寸步不讓：“理財之要，在于節流，在于汰冗，豈在錙銖必較于升斗小民？況官府行事，必有胥吏經手。

胥吏借此法，上下其手，必致強配抑勒（強行攤派勒索）！屆時，良法美意，盡成害民惡政！恐貧者未必得貸，而中產以上必受其擾！此非臆測，乃歷代吏治之痼疾也！與其興利而啟擾民之門，不若修德而省浮費之用！”

二人你來我往，引經據典。王安石援引《周禮》、《管子》，強調先王遺意與現實的財政需求；司馬光則固守《孟子》、《論語》之教，堅守儒家“重義輕利”的王道理想，反復警示“與民爭利”將導致的道德滑坡與行政腐敗。

堂下太學生聽得如癡如醉，心潮澎湃。有學子為王安石的銳意進取、尋求富國強兵之術而激動不已；亦有學子為司馬光的堅守道統、憂國憂民之忱而深深折服。

雙方各有擁躉，辯論至激烈處，臺下亦不免低聲議論，相互辯難。

這場原本局限于太學講堂的學術辯論，因其議題直指國家困境的核心——“錢從哪里來？”——以及兩位主講人的崇高聲望，迅速如野火般傳遍汴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