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御花園的閑談，看似平淡無奇，卻是一次真正意義上的戰略轉向。趙頊以四兩撥千斤之力，成功地將辯論的焦點從“該如何斂財”的戰術層面，悄然提升到了“該如何選拔能解決問題的人才”的戰略高度。

一場關于科舉改革的更大風暴，其種子已在這一刻，由這位年輕的皇帝，親手播下。

時值熙寧元年三月中旬，汴京春深，太學講堂內的氣氛卻比屋外的陽光更加灼熱。

自月初王學士與司馬學士那場關于《周禮》泉府之辯后，今日的再度交鋒吸引了更多關注。堂內熙攘，無處落座者皆倚立廊下，屏息以待。

王安石今日未有多余寒暄，徑直走向講臺中央，目光如炬，掃視全場。他開聲便如金石墜地，打破沉寂：

“今日王某不引《周禮》，不辯泉府，只問諸君一問：我輩讀書人，十年寒窗，乃至皓首窮經，所求究竟為何？”

他停頓片刻，自問自答：“莫非僅為雕琢幾句華美詩詞，換取金榜題名，便覺功成名就，于國于民，竟可無愧于心乎？”

臺下鴉雀無聲，許多士子面露思索，甚至慚色。

“然觀今日之取士法，以詩賦定高下，以墨義決去留。此實乃以文辭之巧拙，定經國之才愚！是謂本末倒置，其誤國也深矣！”

其聲漸高，辭愈發犀利，“試問！西夏入寇，邊城告急，可能憑《春曉》之句退敵？漕運中斷，京師糧荒，可能借《赤壁》之賦充饑？州縣水患，流離失所，可能以駢四儷六之文筑堤安民？”

一連三問，擲地有聲，許多年輕學子已不覺握緊拳頭，神色激動。

“不能！”王安石自答，斬釘截鐵，“現行之法，所選多為吟風弄月之高手，而非經世濟民之干才。

此等人物，充斥朝堂州縣，遇事則茫然無措，唯有委權胥吏，以致奸吏擅權，弊政叢生！此非士人之過，實乃取士之法之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