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元年八月初，汴京的暑氣未消，但政治空氣卻因皇帝趙頊的《罪己詔》而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朝堂之上，那種因天災頻仍、流四起而導致的浮躁與互相攻訐的氣氛，暫時被一種更為務實、更為沉重的緊迫感所取代。

皇帝的自我貶抑，如同一盆冷水，澆醒了部分熱衷于清議的官員，也將所有人的目光，重新拉回到了河北那片煉獄般的土地以及它給整個帝國帶來的深遠影響上。

這一日，常朝剛罷，一份來自淮南西路屯田使李常的奏章，被送到了政事堂的案頭。

奏章的內容，初看似乎只是其本職工作的例行匯報與建議，但細細讀來，卻讓韓琦、曾公亮、文彥博、韓絳這幾位掌舵帝國的重臣，神色都變得凝重起來。

李常在奏章中寫道：

“臣蒙圣恩，提舉淮南西路屯田事，旨在安置裁汰禁軍之老弱，墾殖荒蕪，以省國用。

數月以來，略見成效。然今觀河北巨災，旱蝗未息，復遭地動，百姓流離失所，恐至秋冬，饑寒交迫，南下就食者將如潮涌，非獨河北本路堪憂，亦將重累京畿及周邊諸路。”

筆鋒至此，李常提出了他的核心建議：

“臣愚見，當此非常之時，宜行非常之策。伏望陛下圣斷，可于江南東、西兩路，荊湖北路等地廣人稀、水利可興之處，廣設屯田使司，不拘常格，招募四方流民，授以田畝、糧種、耕牛，蠲免數年賦稅，使其安居樂業。

如此，則流民有所歸，不致聚而為亂；荒地得以墾，可增朝廷歲入。此非僅為解河北一時之困，實為國家長久安民之策也。”

奏章的最后，李常似乎不經意地添上了一筆，卻如同重錘，敲在了幾位老臣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