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元年九月，河北大地的暑氣終于被漸起的秋風吹散，持續數月的旱蝗之災，隨著天氣轉涼和官府的全力撲救，漸漸顯露出被控制的跡象。

各州縣的流民潮開始回落，盡管道路兩旁仍可見新墳累累，觸目驚心。

但大規模的民變和搶掠事件，在富弼的鐵腕鎮壓與王安石等人全力組織的以工代賑下，確實呈下降趨勢。

河北，這片飽經摧殘的土地，正在用一種近乎慘烈的方式，勉強恢復著一絲脆弱的秩序。（其實就是很多人沒有熬過這個夏天。）

然而，汴京福寧殿內的年輕皇帝趙頊，卻并未感到絲毫輕松。河北的爛攤子尚需巨量資源持續投入，西北的綏州城更像一個吞噬錢糧的無底洞。

他每日批閱的奏章，依舊充滿了各種捉襟見肘的窘迫和亟待決斷的難題。

就在這內憂稍緩、喘息未定之際，一個令人厭煩且警惕的身影，再次出現在了汴京的朝堂之上——西夏使者嵬名謨鐸又來了。

此番，嵬名謨鐸的臉上，少了上次那種赤裸裸的嘲諷，卻多了幾分陰鷙與急切。他依禮呈上國書，辭卻依舊強硬：

“大夏太后與國相，致問大宋皇帝陛下。前者綏州之事，懸而未決，已傷兩國和氣。

今聞陛下境內，河北災異連連，民生凋敝，陛下正應休養生息，撫恤黎元，何苦仍傾國力，于邊境筑此無用之城？

我主上雖年幼，然太后垂簾，國相輔政，舉國上下，誓保疆土完整。

若陛下執意不退，恐烽煙再起，生靈涂炭，非兩國之福也！望陛下三思，罷綏州之役，則兩國和好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