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給皇帝的奏章是“明線”，王安石同時鋪開了“暗線”。他修書一封，遣心腹家仆星夜送往汴京三司使韓絳處。

這封信的措辭，與奏章截然不同，充滿了務實算計與利益捆綁的味道。

信中，他開門見山：“韓公鈞鑒：河北荒田若能廓清，歲增之賦，何啻百萬？此乃三司之大利，亦公之功業也。”

他將河北改革直接與韓絳掌管的國家財政業績掛鉤，瞬間抓住了這位理財派核心人物的關注點。

接著，他提出“合作”請求，而非單方面索求：

“絳所慮者，非區區數員佐吏，乃錢糧之周轉、政策之通達耳。乞公于漕運錢谷中，略作傾斜，許河北以工代賑之款，可于田畝初效中先行截留，循環利用。此‘以田養田’之策，可事半功倍。”

他需要的不是韓絳給人，而是政策上的“綠色通道”和財政上的靈活授權。這是一種更高明的資源整合，將韓絳的三司衙門變成了河北改革的“財務后勤部”。

信末，他意味深長地寫道：“他日功成，河北倉廩充實，皆賴韓公今日運籌之功。朝野當知，富國強兵，非虛也。

這是在暗示未來的政治回報，將韓絳拉入潛在的“改革同盟”，共同分享成功的榮耀。

這封信體現了王安石深刻的政治洞察力，他清楚地知道如何與不同立場、不同訴求的權要打交道，找到利益的共同點，化潛在的阻力為助力。

完成了向上和向側的布局，王安石最后要面對的，是他的直接上司富弼。這一次會面，他表現得極其恭謹，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處。

在安撫使司衙署的書房內，王安石向富弼行了隆重的參拜之禮，首先表達的便是對提拔之恩的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