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請陛下試思：”

“賬面禁軍百萬，然老弱充數、缺額空-->>餉者幾何？可披甲執銳、馳騁沙場者又剩幾何？”

“如此百萬之師，每年耗盡天下賦稅十之七八，卻連西陲小丑（西夏）亦不能制，仍需歲賜銀絹以求茍安！

此與漢之‘和親’何異？甚至更為不堪！漢之和親，尚可換得一時喘息。今之歲賜，徒肥敵國，而我朝將士弓馬日漸疏弛，武備反見廢弛！”

“陛下，漢武若不裁撤老弱，精簡軍制，何來衛霍之銳士出塞？今之冗兵，非國之爪牙，實為附骨之疽！不割此疽，則財政必被吸髓而亡，強兵更是空中樓閣！”

（直指裁軍必要性，將“冗兵”比“和親”更恥辱，引爆了“文明生存”議題下的第一個現實炸彈。）

第二弊：選材之蔽，科舉竟成天下英雄牢籠！

奏疏的第二部分，將矛頭指向了士大夫集團的命根子——科舉取士制度。

“漢武為求賢良，曾下《求賢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而今我朝取士，竟以詩賦定終身，以雕蟲小技決天下英雄之進退！豈不謬哉？”

“試問：熟讀經史、通曉時務的國士，與只會吟風弄月、堆砌辭藻的文人，孰能為我大宋紓解邊患、整頓財政？”

“如今士子，竟相鉆研聲律對偶，于錢谷、兵刑、水利、輿地等實學一無所知。一旦為官，何以治民？何以御敵？此非培養棟梁，實是批量生產誤國庸才！”

“陛下，當此文明競爭生死存亡之秋，豈能再以如此選材之法，自縛手腳？

若孝武朝中皆是司馬相如之流，而無主父偃、桑弘羊等干吏，何來北伐之基業？科舉不改，天下英才之心灰意冷，實干之臣無由進身，國事終將糜爛！”

（將科舉弊端直接與“文明競爭”掛鉤，指出當前制度無法選拔出應對危機的實干人才，為科舉改制提供了最鋒利的理由。）

第三弊：官制之亂，實為天下疲敝、效率低下的根源！

最后，奏疏以最大的勇氣，直指帝國官僚體系的核心痼疾——元官與差遣制度的混亂。

“我朝官制之繁復，曠古未有。官、職、差遣分離，有官無職、有職無權者比比皆是。人人有祿可享，卻事事無人負責！”

“此制之下，遇功則爭相邀賞，遇過則互相推諉。行政效率之低下，令人發指！

河北賑災，公文旅行數月；邊境軍情，馳報須過十衙。如此拖沓，豈是在與遼、夏此等虎狼之邦競爭時應有的狀態？”

“漢之盛世，在于名實相副，權責清晰。今若不能大刀闊斧，厘清官制，使有能者居其位、掌其權、負其責，則任何良法美意，終將在這冗官、冗費的泥潭中淪為一紙空文！”

（將官制問題提到“行政效率關乎國家競爭生死存亡”的高度，為未來的“元豐改制”做了最強硬的理論鋪墊。）

奏疏的結尾，謝景溫發出了震撼人心的呼喊：

“陛下！漢武之偉大，不在其‘窮兵黷武’，而在其敢于直面積弊，打破常規，任用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最終為我華夏文明打出了數百年的生存空間！”

“今大宋之困局，遠復雜于漢時。外有強敵環伺，內有三弊纏身。若仍固步自封，空談仁義，臣恐他日史書工筆，記載的將非是熙寧盛世，而是我朝竟重蹈高祖‘白登之圍’的覆轍，令天下再蒙華夏主君被迫城下求生之奇恥！”

“伏望陛下以漢武之魄力，行刮骨療毒之手術。裁冗兵、改科舉、清官制！此誠危急存亡之秋，斷不可再有絲毫猶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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