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不要答案，只要他們把這些問題，炒得越熱越好。要讓全汴京的人都在問：光說弊病有用嗎？到底該怎么辦？！”

幾天后，新一期邸報出爐。頭版并排刊載著謝景溫的《論國事三大要札》和司馬光的《論國是疏》。

這并置的效果，堪稱殘忍。

一邊是謝景溫具體、尖銳、充滿現實痛感的“病危診斷書”；另一邊是司馬光引經據典、充滿道德理想卻近乎“空中樓閣”的“養生勸誡”。

高下立判！

先前那些為司馬光叫屈的聲音，瞬間小了一半。不少中間派的官員讀完，內心天平已開始傾斜：“司馬公所大道固然不錯，然……于眼下危局，何補？”

與此同時，一場更精準的輿論風暴，在皇城司的巧妙引導下，于汴京各個角落掀起。

在太學，激烈的辯論從“該不該改”迅速轉向“該怎么改”。

“司馬學士總說仁義為本，可面對西夏鐵騎，仁義可能當盔甲？可能變糧草？”一名激進的支持謝景溫的士子，在鼓院拍著桌子喝問。

“說得對！謝御史指出了裁軍、改制、科舉三弊，那敢問反對者，你們的良方又是什么？難道就是整日誦讀圣賢書嗎？”另一人高聲附和。

先前為司馬光辯護的人，頓時語塞。他們可以批判謝景溫激進，卻拿不出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這種“有診斷，無藥方”的尷尬，讓他們在辯論中節節敗退。

在民間，皇城司安排的說書人，將復雜的國策化為引人入勝的故事。

“話說這謝青天，冒死上書，句句說的都是咱們老百姓的心里話啊！那兵，是該精練；那官，是該厘清；那科舉，是該選真才實學的！”

“可也有那等老夫子，說什么要講仁義。嘿，各位客官想想，您家鄰居整日覬覦您家財帛，您跟他光講仁義，有用嗎？還得有真刀真槍，還得有精明算計！”

通俗的比喻，瞬間拉近了政策與百姓的距離。一種“皇上要動真格的了，要省下錢來辦大事”的樸素共識，開始在市井形成。

在官員的私下聚會中，風向也在微妙變化。

“謝景溫話雖難聽，理卻不糙。這冗兵、冗官，確實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了。”一位中年官員低聲對同僚道。

“是啊，司馬君實（司馬光）學問是好的，可……于事無補啊。如今陛下銳意進取，韓、文諸位相公似乎也默許，看來，大變將至矣。”另一人感慨，語氣中已帶了幾分順勢而為的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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