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已心領神會的三司使韓絳，即刻出列。他并未激烈抗辯，而是采取了一種引經據典、將皇帝置于道義制高點的勸進方式：

“陛下！陛下篤念親情，此乃天地至性，仁君之本，臣等感同身受，豈有他議？”

他先高度肯定皇帝的仁德，隨即話鋒巧妙一轉，

“然，陛下亦深知，天子無私事，家事即國事。昔年太宗皇帝有訓：‘爾俸爾祿，民脂民膏。’

今岐王殿下遠行，非為私計，實為宣示陛下教化萬民之圣德，天下稱頌，皆陛下圣明，岐王賢能。此正乃天家為天下表率之盛事也！”

他見皇帝凝神傾聽，繼續深入，語氣懇切：

“今靈渠之役，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關乎百萬生民之生計，朝廷稅賦之根本。

若此等利國利民之盛舉，天家反無尊者臨之，臣……臣恐四海百姓，不謂陛下仁愛，反疑天家……不與士庶同其甘苦啊！

此非臣等所愿見，亦恐非陛下圣心之所安也！伏望陛下，為江山社稷計，為天家清譽計，圣斷允準！”

韓絳這番話，將“派宗室出京”從“皇帝的個人要求”，升華為了“維護皇室集體聲譽和統治合法性的國家需要”，滴水不漏。

緊接著，樞密使文彥博出列，以更為沉穩老練的語氣，從歷史經驗角度加以佐證：

“陛下，韓計相所，實乃老成謀國之論。

老臣愚見，宗室之安，非在深居簡出，而在與國同休戚。

若使宗室賢者，皆能如岐王殿下般，為國宣勞，建功立業，則天下歸心，社稷永固。

反之，若使宗室坐享富貴，于國無功，非但易生驕惰，亦恐為后世史筆所譏。此非愛之，實乃害之也。陛下圣明，必能察之。”

文彥博將“外放”詮釋為對宗室的“鍛煉”和“保護”，徹底堵死了“憐惜宗室”的退路。

隨后，宰相韓琦作為百官之首，進行了總結性的陳述，將個人意見包裝成集體共識：

“陛下，韓絳、文彥博二臣所，深合臣心，亦當為在朝諸公之公議。

陛下以仁孝治天下，然仁者，非獨親其親；孝者，亦當光耀祖宗之業。

使宗室賢王為國效力，正所以顯陛下之至公，彰祖宗之遺德。臣等聯名上奏，實出于此公心，伏乞陛下圣鑒。”

在幾位重臣層層遞進、情理交融的“勸進”下，朝堂上的輿論風向已然形成。

皇帝趙頊臉上露出極為掙扎、最終不得不從諫如流的神情，他長嘆一聲，那嘆息中充滿了“被迫”的無奈與“明君”的擔當：

“唉……諸卿……諸卿皆是為國為民，將道理說得如此透徹，朕……朕若再執于私情，豈非成了昏聵之君？

朕雖于心不忍，然為天下計，為趙宋江山計，只能……準卿等所奏！”

他站起身，聲音恢復了帝王的決斷，但刻意保留了一絲沉重：

“著：依曾公亮等所議。宗正寺會同中書省，即刻于宗室中遴選賢能尊長、堪為表率者一人，授以‘靈渠水利工程宣慰大使’，克日籌備赴任！

一應章程，務求周全，絕不可有失天家體面！退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