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一場趙頊樂見其成的風暴如期而至：

司馬光雖遠在洛陽，但仍憤然提筆，寫下《論豪強高利貸病民疏》，遣快馬直送京師。

奏疏中，他并未提及皇帝或新法，而是引經據典，痛陳高利貸“壞人心術，蠹害民生，動搖國本”之弊，要求朝廷“嚴敕州縣，申明法令，以恤窮困”。

這封來自史學泰斗的奏書，為整個事件提供了無與倫比的道德和理論高度。

呂誨等御史官，更是直接行動起來。他們先是聯袂前往開封府衙，調閱陳家莊案卷，以示關注。

隨后，親赴汴京街頭，探望那些前來告狀的苦主，聽取血淚控訴。呂誨更是當眾表態：

“若此事屬實，乃豪強之罪，法所不容！若官府處置不公，我等必當叩闕死諫！”

一時間，整個開封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壓力中：

案件壓力：府衙外，各地涌來的苦主越來越多，狀紙堆積如山，案情觸目驚心，人證物證俱在。

輿論壓力：汴京城內，街談巷議，皆是指責豪強、同情苦主之聲。開封府若處理稍有不慎，立刻會成為千夫所指。

清議壓力：司馬光的奏疏如同道德燈塔，呂誨等官就像現場監工，無數雙眼睛都在盯著開封府尹韓縝（韓絳之弟）的一舉一動。

他若想“大事化小”，立刻會被扣上“官官相護”、“漠視民瘼”的帽子，仕途堪憂。

趙頊的整個布局，是一場將“陰謀”與“陽謀”完美結合的典范：

底層（皇城司）用“陰謀”：暗中引導，煽風點火，但絕不留下任何干涉司法的把柄。

中層（官、輿論）是“陽謀”：利用司光、呂誨等人恪守的道德準則和職責所在，逼他們不得不跳出來為民請命，從而將案件的政治能級無限放大。

高層（趙頊）超然物外：自始至終，皇帝沒有下達任何干預具體案件的旨意，他只是一個“獲悉民情、深感憂慮”的君主。

所有的壓力，都看似來自“民意”和“法理”本身。

最終，開封府尹韓縝發現自己被逼到了墻角。他面前只有一條路可走：徹查此類案件，嚴懲為首豪強，以平民憤，以安天下。

而這，正是趙頊最想看到的結果——不親自下場，卻借天下人之力，為自己清理金融市場、推行新法的戰略，掃清了最頑固的障礙，并贏得了最高的道德正當性。

這一局，韓縝成了棋子，司馬光、呂誨成了急先鋒，而真正的棋手趙頊，則穩坐釣魚臺，靜待著他精心策劃的這場輿論海嘯，沖垮一切改革的絆腳石。

熙寧二年六月的汴京，熱浪裹挾著潮濕的河風，蒸騰著這座百萬人口的巨城。

然而，比天氣更燥熱的，是驟然席卷全城的輿論風暴。

陳家莊血案，連同那塊浸染著百十個血手印的白布，如同一塊巨石砸入深潭，激起的漣漪迅速擴散至每一個角落。

開封府衙后堂，冰鑒里散出的些許涼意，絲毫無法緩解府尹韓縝眉心的結。他反復看著案頭兩份文書：

一份是陳家莊里正聯合村民的血狀，字字泣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