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二年九月初，汴京的秋意漸濃，但這座百萬人口的帝都，其熾熱的心跳卻比盛夏更為澎湃。

而這座城市的心臟之一，便是那“七十二家酒樓之首”的樊樓。

華燈初上，樊樓二樓臨街的一處雅座，卻與周遭的喧鬧格格不入。

一位身著尋常士子青衫、卻難掩貴氣的年輕人，獨坐一隅，自斟自飲。

桌上不過三四樣精致小菜，一壺上好的玉液酒。他看似悠閑地望著樓下御街車水馬龍，耳朵卻像最精密的儀器，捕捉著樓內每一縷聲波的振動。

他便是微服出宮的皇帝趙頊。身旁僅坐著都知李憲，亦是便裝，姿態恭敬地半側著身，既似隨從，又像在隨時聽候吩咐。

“你做的很好，李憲。”趙頊目光并未轉動，聲音平靜，卻帶著一絲不易察覺的滿意。

一個月前，當遼國那封綿里藏針的國書抵達垂拱殿時，趙頊在震驚于耶律洪基此舉大膽的同時，也瞬間看到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他并未將國書鎖入深宮，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密令李憲動用皇城司的力量，將國書核心內容及“文華會”之議，巧妙地透露給太學，并令進奏院邸報以近乎“實錄”的形式刊載。

頃刻間，“北朝修《遼禮》，欲邀我歐陽公、司馬公北上論道”的消息，像一場風暴席卷了汴京，繼而傳遍天下。

趙頊的目的很明確：他要打破信息壁壘，將遼國的文化挑戰，從廟堂之上的密議，變成市井街頭的談資。

他要讓大宋的每一個人，從宰執到走卒，都清楚地意識到——戰爭的形式，已經變了。

此刻，他正是來樊樓這塊“民意試紙”上，檢驗成果。

很快，鄰桌幾位年輕士子的高談闊論，便吸引了趙頊的注意。

“奇恥大辱！真真是奇恥大辱！”

一個面色激動的藍衫士子猛地一拍桌子，碗碟亂響。

“那契丹……那遼主，何等狂妄！竟敢與我天朝上國論禮樂？他可知‘禮’字如何寫？‘樂’字如何念？”

語間是根深蒂固的文化優越感，以及對挑戰者本能的蔑視。

“王兄所極是！”

旁邊一人接口，語氣卻帶上了憂慮：

“然則，觀其國書，辭藻雅馴，引經據典，絕非不通文墨的蠻酋所能為。

彼輩蟄伏北地百年，暗中學我衣冠，效我制度，其心叵測啊！此乃‘以夷變夏’之先聲！”

他已從憤怒中品出了一絲寒意。

第三位士子顯得更為冷靜，分析道：

“遼主此議，乃陽謀。我若拒之，彼必謗我怯懦無文，心虛氣短。

我若應之，便是承認其有與我朝坐而論道的資格。

進退兩難……然，依愚見，狹路相逢，勇者勝！

正當遣歐陽公、司馬公這等泰山北斗北上，以煌煌正道，碾壓其邪僻之心，使其知中華文物之不可企及！”

他的觀點，代表了太學中新興的“主戰派”聲音。

不僅士林，連旁邊一桌看似商賈模樣的人，也在議論。

“嘖，這北朝皇帝，不好好放羊牧馬，學人修什么書？莫不是錢多燒的？”

一個胖商人呷了口酒，調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