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寧三年的正月，汴京的節日燈火尚未闌珊，但滿城士林的心思，早已不在觥籌交錯之間。

太學門前的風波，經由各地進奏院的郎報、士子的私信，如野火般傳遍四方，其熱議程度，甚至壓過了年節的喜慶。

舒亶那“消極害義”四字，猶如一柄利刃，剖開了朝堂的沉默，也讓“西夏困局”成為天下讀書人無法回避的公開議題。

然而，這股在汴京看似勢不可擋的思潮，在帝國另一座文化心臟——西京洛陽，卻遇到了最強勁、也最理性的反擊。

這一擊，并非來自氣急敗壞的謾罵，而是源于一座靜謐的園林——獨樂園。

其主人，便是退居洛陽，潛心著述《資治通鑒》的端明殿學士、舊黨領袖司馬光。

正月十五，上元燈節。一份由洛陽送至汴京友人處、隨即被迅速抄傳的《與友人論邊事書》，在士林圈中引發了不亞于舒亶之的震動。

這封書信，沒有一句針對舒亶個人的攻訐，卻以磅礴厚重的氣度、縝密嚴謹的邏輯，對整個“新黨”的執政思路，進行了釜底抽薪式的批判。

司馬光開篇，便展現出與汴京清流截然不同的高度：

“近觀都下之議，邊事囂攘。或有者，疾呼振武，指斥持重之臣為‘筑舍道謀（比喻一味空談，不切實際）’、‘畏難茍安’。

其論看似激切，然察其本末，實乃舍本逐末，未知治國之大體也。”

（注：此處用“筑舍道謀”語出《詩經》，意為在路邊蓋房子，聽信過路人的各種意見而無法建成，意指那些只會空談批評而拿不出辦法、畏懼困難只求茍安的行為。）

司馬光首先重新定義了何為當前最緊要的“現實”，他筆鋒沉痛：

“夫所謂天下之大患，現實之亟務，豈獨在西北一隅之跳梁？

今日真正的現實，是東南民力已竭，中原財匱，百姓怨嗟之聲，上達于天！”

“此正如一人之家，倉廩空虛，子弟怨嗟，為家主者，不思勤儉持家，安撫人心，卻終日計較于鄰人竊我一柴一米，乃至欲舉債繕甲兵以尋釁。

此非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耶？見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此之謂也！”

（注：司馬光巧妙地將“現實”的焦點從邊境轉移到國內矛盾，指責新政派只盯著西夏，反而忽略了“民困”這個最大的現實，這才是真正的“不見泰山”。）

緊接著，司馬光展開其核心論述，論證為何“修德”是“振兵”之本：

“《左傳》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然祀者，非徒祭天拜祖之儀，實乃正朝廷、修綱紀、安百姓之謂也！

仁義不修，而務甲兵之利，此乃暴秦、強隋速亡之覆轍！”

他以史家筆法，列舉史實：

“光觀史冊，漢武逐匈奴而海內虛耗，玄宗拓邊疆而安史禍起。

其國勢豈不盛？

甲兵豈不利？

然皆因內政不修，窮兵黷武，終致社稷傾危。

反觀文景之治，昭宣中興，皆以休養生息、不勤遠略為本，故能國富兵強，四夷自服。”

“是故，今日之要務，在于皇帝修德，大臣盡責，輕徭薄賦，安撫百姓。

但使倉廩實，仁義行，則國家元氣自足，威武自生。

屆時，西夏蕞爾小丑，若仍冥頑不靈，則天兵一臨，如秋風掃落葉，何足道哉？

>t;而今日之新法，如青苗、免役，實乃操切從事，刻剝民力，是自毀根基，南轅北轍也！”

（注：司馬光建立了一套完整的邏輯：真正的強大源于內部修明政治（修德），新政是摧殘民力（毀德），因此當前首要任務是停止新政、與民休息，而非在西北生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