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娟在市場的人潮中松開了五歲兒子小寶的手，不過彎腰挑個西紅柿的工夫。

她記得小寶那天穿著藍黃相間的海軍條紋衫，新買的，領口還繡著艘小帆船。頭發剛理過，后頸處推得干干凈凈，露出青澀的發茬。

“媽媽，我想吃西瓜。”這是小寶說的最后一句話。

十五年后，李娟站在山西一個偏僻村莊的土坯房前，口袋里揣著已經發黃的尋人啟事，上面印著小寶五歲時的笑臉。風吹過黃土高原，揚起一陣沙塵，她瞇起眼，看著那個從矮墻后走出來的青年。

他很高，肩膀寬闊，但眉眼間還留著當年那個孩子的輪廓。

“你找誰？”青年問，聲音低沉，帶著濃重的當地口音。

李娟的嘴唇動了動，卻發不出聲音。十五年的尋找，一萬多公里的跋涉，無數次希望與失望的交替，此刻都凝固在這個平凡的午后。

“我是志愿者，來做家訪的。”她最終說道，聲音出奇地平靜。

2005年夏天，小寶失蹤的第三天，李娟的丈夫王建軍已經砸壞了家里的兩部電話。警察立案了，但監控探頭在那個年代還是稀罕物，市場周邊一個都沒有。

“孩子丟了，你們就當是意外懷孕，再生一個吧。”一個老警察這樣勸他們，王建軍差點和他打起來。

李娟沒有說話。她只是坐在小寶的床上，疊著他前一天換下來的小衣服，一遍又一遍。陽光透過窗戶照進來，灰塵在光柱中飛舞，就像小寶常說的“會跳舞的小星星”。

三個月后，王建軍開始喝酒。半年后，他第一次提出了“再生一個”的想法。

李娟盯著他，眼神像刀子：“那小寶呢？我們不要他了？”

“不是不要！可日子總得過下去啊！”王建軍摔門而出。

李娟繼續尋找。她辭去了紡織廠的工作，拿著他們不多的積蓄，踏上了尋子之路。最初，她只是尋找自己的孩子，后來開始留意其他失蹤兒童的信息。再后來，她加入了志愿者組織，成為了“李姐”——一個在打拐圈子里小有名氣的名字。

2008年冬天，在河南某地，她幫助一對老夫婦找到了被拐三年的孫女。孩子被找到時，正穿著不合身的棉襖在路邊玩雪，小臉凍得通紅。當民警把孩子抱過來時，她怯生生地回頭看著那個買她的“奶奶”，哭喊著不肯離開。

“你們是誰？我要回家。”孩子說。

那一刻，李娟突然意識到，即使找到小寶，他可能也不再是那個記憶中的孩子了。

2010年，王建軍提出了離婚。他把房子和存款都留給了李娟。

“我不是不愛小寶，只是我活不下去了，娟子。”他臨走時說，頭發已經花白了大半，“你一個人，別再折騰自己了。”

李娟點點頭，遞給他一個包裹：“里面是厚衣服，天冷了，照顧好自己。”

她望著前夫離去的背影，摸了摸口袋里的藥瓶——醫生新開的抗抑郁藥，她已經吃了半年。

2015年，李娟在廣西一個偏遠山村幫助警方解救一名被拐兒童時，遇到了改變她尋子之路的關鍵證人——一個曾經參與過拐賣兒童、如今病入膏肓的中年婦女陳嫂。

“我造孽啊，”陳嫂躺在破舊的床上，氣管里帶著痰音，“2005年，我在河北經手過一個男孩，五歲，穿海軍衫，特別聰明。”

李娟的手開始發抖，但她強忍住激動，平靜地問：“你還記得具體細節嗎？”

“那孩子死活不肯叫新爸媽，哭了整整一個月。后來被轉手到了山西一帶，說是那家不能生，想要個男孩傳宗接代。”

“有什么特征嗎？孩子或者那家人？”

陳嫂想了想：“那家好像姓張，是燒窯的。孩子右邊耳朵上是不是有個小肉瘤？”

李娟的眼淚終于決堤。那是小寶，耳朵上的小肉瘤是出生時就有的，醫生說是良性的，可以等大一點再切除。

“謝謝你，”李娟握住陳嫂枯瘦的手，“謝謝你告訴我這些。”

陳嫂苦笑：“妹子，要是找到孩子，他可能已經不認得你了。你想過嗎？”

李娟沉默良久，點點頭：“我想過。但只要他活著，過得好，我就知足了。”

這不是真話，至少不完全是。每個夜晚，她都夢見小寶撲進自己懷里的場景。但十五年的尋找讓她明白，現實從不按夢想的劇本上演。

線索指向山西省一個偏僻的縣城。李娟以志愿者的身份來到這里，暗中打聽姓張的窯戶。當地人對陌生人很警惕，尤其是打聽孩子的事。

“你說老張頭啊？他家強子不是在北京打工嗎？”一個雜貨店老板告訴她。

李娟心跳加速：“強子多大了？”

“二十出頭吧？具體不清楚，老張頭一家搬來沒多久，不是本地人。”

幾天后，李娟終于在一所簡陋的平房外看到了那位“老張頭”。他六十多歲，背微駝，正蹲在門口修三輪車。一個老婦人坐在院子里揀豆子，應該是他的老伴。

然后，那個青年出現了。

他扛著一袋面粉從屋里走出來，步伐穩健。陽光下，李娟清楚地看到他右耳上的那個小肉瘤。

十五年的尋找，在這一刻化為現實。她幾乎要沖過去，但腳步卻釘在原地。因為她看到老婦人起身為青年擦汗，那動作自然而親昵；青年笑著躲閃，露出一口白牙，像所有和母親撒嬌的兒子一樣。

李娟的腿軟了下來，她扶住身邊的樹干，大口喘氣。

當晚，她入住了當地唯一一家小旅館，撥通了協作律師的電話。

“找到了，但我需要時間確認。”她對著電話說，聲音出奇地平靜。

“需要當地警方配合嗎？”

“不，暫時不要。讓我先...先觀察一下。”

掛斷電話后，李娟從錢包里掏出一張已經磨損的照片——小寶五歲生日時拍的，蛋糕糊了一臉，笑得眼睛瞇成兩條縫。

“他長大了，很健康，很高。”她對著照片輕聲說，眼淚終于落了下來。

第二天，李娟以志愿者做貧困學生家訪的名義，正式走進了張家的生活。

“強子——過來，這位是李老師，來做家訪的。”張老漢朝屋里喊道。

青年走出來，有些靦腆地站在一旁。

“張強，二十歲，在縣里餐館打工，偶爾回來幫父母干活。”李娟在心里默念著基本信息，同時貪婪地打量著眼前的青年。他的眉毛像父親王建軍，又黑又濃；嘴巴卻像李家的人，嘴角自然上翹。只有那雙眼睛，她看不透像誰，也許是像張家的人？

“孩子學習不錯，就是家里條件有限。”張媽媽端來一碗水，不好意思地在圍裙上擦手，“當年我-->>身體不好，不能生育，就抱養了這孩子。他爹說無論如何要供他上學，可我這病秧子拖累了這個家。”

李娟的手微微一顫，水灑了出來。“抱養的”這三個字從這位農村婦女口中如此自然地說出，仿佛在說一件再平常不過的事。

“能告訴我具體是哪年抱養的嗎？”李娟盡量保持平靜。

“2005年冬天，孩子五歲。”張老漢接話道，“中間人說是親戚家的孩子，養不起了。我們看孩子可憐，就留下了。”

謊。顯而易見的謊。但李娟沒有戳穿，她看到張強——或者說小寶——正端著一盤花生走進來，自然地坐在張媽媽身邊。

“媽，你吃藥了嗎？”他問張媽媽。

“吃了吃了，天天惦記著。”

這一刻，李娟的心像被撕裂一般。十五年，五千多個日日夜夜的思念和尋找，等來的卻是兒子叫別人“媽”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