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江市的初夏，陽光透過法院高大的玻璃窗，在走廊上投下斑駁的光影。林曉薇扶著微隆的腹部，站在被告席前，耳邊回蕩著原告律師尖銳的質問。

“林女士，您是否承認在明知可以挽救一條生命的情況下，選擇了拒絕？”

她抬眼望向旁聽席，丈夫趙明緊握拳頭，眼中滿是憤慨與心疼。前排坐著的是原告張太太——那位逝者的妻子，她瘦削的肩膀挺得筆直，黑色喪服襯得臉色更加蒼白。再后面，是各路媒體記者，筆尖在紙上飛舞，像一群等待獵物的禿鷹。

法官敲下法槌：“原告律師，請注意提問方式。”

林曉薇深吸一口氣，思緒飄回兩年前那個春天。

那是臨江大學醫學院的公益活動日。21歲的林曉薇剛提交完畢業論文，穿過校園廣場時，被“骨髓捐獻，拯救生命”的橫幅吸引了目光。

“同學，留個樣本吧，說不定能成為別人的救命恩人。”志愿者熱情地遞來棉簽。

林曉薇沒多想，在登記表上簽下了名字。她記得那天陽光很好，白玉蘭開得正盛，她穿著新買的淺藍色連衣裙，整個人生像即將綻放的花苞。

“萬一配型成功，需要您捐獻，會同意嗎？”志愿者例行公事地問。

“當然！”她不假思索地回答，年輕的心里裝滿了對世界的善意。

命運就是這么巧合。三個月后，她接到了紅十字會的電話——她與一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

“患者是38歲的張建國先生，一家小型裝修公司的項目經理，有兩個孩子。”工作人員在電話里告知。

林曉薇的母親得知后堅決反對：“聽說捐獻很傷身體，你還這么年輕，萬一影響生育怎么辦？”

“媽，那是救人的事。”林曉薇堅持。

在醫院的捐獻室里，她躺在采集床上，血液在儀器中循環分離干細胞時，想過這可能是她與張建國此生唯一的交集。

捐獻完成后，紅十字會轉交了一封感謝信，字跡工整而有力：

“恩人您好，感謝您給我第二次生命。等我康復，一定當面致謝。張建國。”

隨信附帶的照片上，一個面色蒼白但笑容溫暖的中年男子躺在病床上，旁邊是抹著眼淚的妻子和兩個半大的孩子。

林曉薇回了封簡短的信，祝他早日康復。

“被告，請回答問題。”法官的聲音將林曉薇拉回現實。

“我承認我拒絕了第二次捐獻要求，但不承認我負有法律上的義務。”林曉薇清晰地說。

原告律師李浩明大步上前：“我的當事人張建國先生離世時僅40歲，留下無業的妻子和兩個未成年孩子。而您，曾經的救命恩人，為何在他最需要您的時候轉身離去？”

旁聽席上傳來竊竊私語。趙明忍不住站起來：“我妻子已經救過他一次！她現在懷有五個月身孕，你們要她打掉孩子去救別人？”

法槌重重落下：“肅靜！”

林曉薇閉上眼睛，想起三個月前的那個下午。

她剛做完產檢，看著b超單上模糊的小人影傻笑，手機響了。是一個陌生號碼。

“是林曉薇女士嗎？我是張建國的妻子劉慧。”聲音急促而嘶啞，“建國病情復發了，醫生說必須進行二次移植......只有你能救他了。”

林曉薇愣在原地，手下意識護住腹部：“可是......我懷孕了。”

“我們知道這很冒昧，但醫生說造血干細胞捐獻對孕婦是安全的......”劉慧幾乎在哀求。

“我問過我的醫生，孕中期捐獻需要臥床多天，還有一定風險。我......”林曉薇艱難地組織語，“我已經32歲了，這是第一次懷孕，不能冒險。”

電話那頭沉默片刻，然后傳來張建國虛弱但激動的聲音：“林小姐，你不能見死不救啊！你的命是命，我的命就不是命了嗎？你欠我的！”

“我欠你的？”林曉薇心頭一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