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諸部的臺吉、那顏們驟然之間就富裕了起來，他們協助著這些山西商人，毫不客氣的搜刮著部眾和遠方的兄弟。獲取了大量財富之后，這些臺吉、那顏們不是把府邸修建在了豐鎮、大同，就是干脆在京城買了宅邸定居了下來。

朝廷從商人身上征發的稅金，不斷的用于右翼諸部所在草原上的基礎設施，為這些牧民們提供了定居點、水渠、教育和信仰。在金錢分化下的蒙古右翼諸部，開始日趨分流，上層階層失去了和下層部眾同甘共苦的生活，而下層部眾開始疏遠這些只知道索取的臺吉老爺們，親近那些為他們提供公共福利的朝廷官員和教師，開始認同蒙古、漢地皆為中國的觀念。

袁崇煥是親自見證，這兩年里蒙古右翼部族的親貴是怎么和自己的部眾一步步對立起來的。如果說之前是朝廷需要拉攏這些蒙古親貴，才能控制住這些蒙古部族的話，現在的情況倒是反過來了，沒有朝廷的支持，許多人都要被自己的部眾所拋棄了。

當然造成蒙古右翼部族變成如今的狀況，原因也非只一條。多年來同關內百姓的貿易往來，其實已經讓右翼蒙古部族的上層基本漢化了。他們已經難以回到過去那種游牧千里，吃著白水羊肉和羊奶的艱苦生活了。

察哈爾部西遷，林丹汗對右翼部族的攻擊，也使得不少右翼部族首領們對蒙古國失去了期望，他們不愿意臣服林丹汗這種欺軟怕硬的大汗，卻又難以違背臣服于黃金家族血脈的魔咒，這就令許多人想要逃避現實。

朝廷對蒙古部族的拉攏政策，使得這些部族首領們有了逃離蒙古部族內部戰爭的借口，他們寧可托庇于大明的羽翼之下，也不愿意向無故攻打自己的林丹汗臣服。

而朝廷放開了邊貿限制，令晉商大舉出塞，則是摧毀了這些親貴心中最后一根信仰的支柱。中國的商人們從來不是什么柔弱可欺的小白兔，不管是西班牙殖民者還是荷蘭的海上馬車夫，乃至于之后的英國商人，他們在海外經商時基本都是在國家的支持下進行的。

然而唯有中國商人，他們在經商之余，還有隨時對抗著朝廷一次又一次的打壓。這也使得中國的商人團體，從來沒有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團體。

當崇禎放開了對外貿易的限制，給予了商人成立商人代表大會的權力，并組建了銀行以支持工商業的紙幣籌集之后，各地的商人頓時就抱團成長了起來。

雖說晉商在之前的張家口通敵一案中遭受了極大的打擊，但是底蘊深厚的晉商憑借著山西銀行的支持，很快就恢復了元氣。作為大明朝官商糾纏的最為緊密的一個商人團體，晉商很快就找到了獲取最大利益的邊貿方式。

借助老相識袁崇煥的官方保護，然后用小利收買那些臺吉、那顏們控制的畜牧公司，從牧民和遠方的部族手中低價收購皮革等貨物，高價出售食鹽、茶葉、瓷器、玻璃器、鐵器、肥皂、蠟燭和鏡子等生活用品。

憑借著種種手段，到了崇禎四年，豐鎮地區已經很少看到除晉商以外的商人出現了。不過這并不能滿足晉商集團的胃口，他們很快就盯上了，從豐鎮到集寧海子，然后越過大漠前往漠北草原的商道。當然，他們想要修建的是一條鐵路，而不是黃土官道。

在晉商們看來，只要掌握了集寧海子，那么大半個漠南蒙古草原就基本成為了自己的囊中之物，那些從前四處奔走的蒙古部族，遲早會停留下來，成為被他們放牧的羊群。

而如果能夠打通集寧海子到漠北蒙古的道路，也就相當于繞開了陜商控制的河西走廊，找到了另一條通往西域和中亞的通道。

恩，曾經親密如一家人的陜、晉兩地的商人，因為爭奪內蒙和西域商道的控制權，已經成為了勢不兩立的兩大邊貿商團。

晉商在內蒙商道上打壓陜西商人，而陜西商人則把晉商的股本從關中-河西鐵路中驅逐了出去。北方各省的商團們，現在都有了一個共識，鐵路延伸到的地方，就意味著鐵路公司利益的延伸和擴大。

而此時的南方商人們對此還沒有足夠的認識，雖然上海縣城到南京的鐵路是開通了，但是除了方便兩地商民的往來，并沒有給鐵路股東們帶來特殊的利益。畢竟鐵路的兩頭都是江南經濟最為發達的地區，談不上什么一方對一方地區的經濟掠奪。

和晉商團體擁有著共同利益的袁崇煥，自然是站在晉商這一邊的。但豐鎮向集寧海子延伸的鐵路計劃還是被中斷了，阻止這個鐵路計劃的，自然就是那位林丹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