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天津，一石大米價值1.5元，在北京則是1.6元。將一石大米從上海運到天津，現在的海運費是0.25元，扣除其他費用，每石大概還能賺上0.2-0.3元。但如果是采用運河運輸，每石的運輸費用就是0.45元，差不多無利可圖。

對于戶部官員來說，自然是喜歡海運而不是內河運輸漕糧。但1600萬石的漕糧內河運輸費用就是720萬元，這其中將近一半是要落入幫會人員、承攬商人、漕運官吏和士紳手中的，他們又怎么肯無端端的損失這么多。

從原先的漕運方式更換為現在的商運方式，已經讓不少人損失了不少利益，只是新皇登基大家還看不清方向，加上崔文升這個總督漕運兼管河道的大太監手腕圓滑，令這些人最終還是忍受了下來。

到了今日，朝廷雖然沒有明說要用海運替換河運，但是河運漕糧的不斷下降，已經說明朝廷確實是動手了。這自然讓一些人開始躁動了起來，試圖采取一些手段維護自己的利益。

只不過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總是會有些瞻前顧后的心態，特別是當皇帝并沒有公開發文說要用海運取代漕運的時候。光是讓這些人聚在一起討論如何應對漕運業務萎縮的狀況，就已經浪費了不少時間。

而讓眾人達成一個統一的意見，更是一件難以做到的事情。眼看著冬季的到來，讓運河都進入了停航季節，大家也沒有討論出一個辦法來。清江浦的四家士紳終于忍不下去，決定出頭組織碼頭無事的工人去漕運總督衙門前鬧一鬧，好讓朝中的官員借此攻擊海運的政策。

這四家士紳之所以如此積極，還是在于一旦大運河的運輸業務出現萎縮的話，首當其沖的影響便是清江浦碼頭。這四家士紳在清江浦都是建有私碼頭的大地主。別看淮安這地方工商業發達，其實此地是常年遭受水災侵害的地區。光是漕運總督衙門因為歷年的洪水都不得不搬遷了三次。

大運河給沿途的城市、村鎮帶去財富之余，同樣也給這些地區帶去了禍害，不管是黃河攜來的大量泥沙，還是為了保證運河水量而無視兩岸農田的用水。

因此運河兩側的士紳大多投資于工商業而不是田地之中，只不過他們的投資方式不是創造生產力，而是挖朝廷的根基。一旦漕運事業開始萎縮，這些依賴運河為生的士紳們就不知道今后該怎么辦了。

12月9日，清江浦四家士紳出錢，碼頭上的幫會分子出面組織，蹲在碼頭附近草棚區歇冬的數千苦力被煽動了起來，走上了街頭向著城內的漕運司、縣衙等衙門走了過去。除了一些幫會分子在隊伍里聲嘶力竭的叫嚷著，“我們要吃飯，禁止海運，朝廷不要與民爭利…”

大多數混雜在隊伍里的苦力都是雙眼無神，看不出一點**的熱情，他們餓著肚子一步挨著一步跟著隊伍前進。他們也并不知道身邊那些把頭們叫嚷的話語是什么意思，他們不過是為了兩斗大米才出來走一走而已。

看著那些幫會人員將近三分之一的碼頭苦力叫了出去之后，蹲在一張木凳上喝粥的張獻忠終于跳下了凳子。穿著一身破舊衣衫的他，此時已經成為了碼頭工人眼中的帶頭大哥了。

雖然已經帶上了錦衣衛百戶的帽子，但是張獻忠倒還是沒有脫離出身貧寒的影響，在這些漕工、船工之間潛伏時，完全沒有任何障礙。憑借著一身好拳腳，和籠絡人心的手段，他現在已經是運河碼頭工人工會中最有影響力的首領了。

碼頭工人工會的成立，就是為了對抗運河上和陸地上的幫會分子，并為了維護工**益和商人、官吏進行斗爭的工人組織。在內務府和漕運總督衙門的扶持下，這個工會組織已經可以和那些老牌的幫會進行抗衡了。

工會在清江浦、揚州等地的勢力最強，這些幫會成員能夠從棚戶區帶出近三分之一的碼頭工人，自然也是有工會人員混雜在里面煽動的緣故。

張獻忠在數日前已經接到了皇帝的命令，因此對運河沿線城市監督的很是緊張，前幾天聽說清江浦這邊有人在煽動工人對抗朝廷，他便急匆匆的趕了過來。沒想到真是看了一場好戲。

將粥碗丟在一邊的桌子上后，張獻忠就對著身邊的義子孫可望說道：“好了，這些鳥人把戲臺搭好了，該輪到我們上去唱戲了。去通知各路組長，把剩下的碼頭工人都發動起來，打上橫幅，要求懲辦奸商，打擊克扣工人薪水的工賊黑幫分子…”

小了張獻忠近十歲的孫可望，他的父親原本是張獻忠在延安府擔任捕快時的同僚，因為受到農民起義的波及，父親喪生，家中只剩下了母親、自己和弟弟三人。在家中難以維持下去時，孫可望聽說這位叔叔倒是發跡了，于是不由寫信給了張獻忠。

正愁身邊缺少親近人手幫助的張獻忠便寄出了一筆銀兩，讓孫可望上京城來幫手。年僅15的孫可望狡猾多智，很快便獲得了張獻忠的喜愛，并被他收為了義子，并帶在了身邊辦事。

聽到了張獻忠的吩咐之后，孫可望立刻恭順的回道：“是，義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