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崇禎對反土地改革一案的正式表態，一直處于克制狀態的大明時報終于開始火力全開的態度，對反對土地改革的一方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從衍圣公案到運河案，士紳們所積累下來的怨氣，都放在了支持反對土地改革的山東士紳身上。對于前兩個案子，大家都知道罪證確實，皇帝的態度也很明確，因此只敢在私下抱怨幾句，并不敢過分的為之翻案。

但是反對土地改革一案就不同了，在士紳們看來，土地改革本身就是一件既不合法也不合理的政策。這看起來就像是崔呈秀向皇帝獻媚的邀寵之舉。即便是崔呈秀給這件掠奪民財的事戴上了一頂耕者有其田的大帽子，也改變不了士紳們所認知的事實。

哪怕是崔呈秀想用謀逆的罪名恐嚇這些士紳，也未曾讓他們屈服。因為他們認為這不過是小人在羅織罪名，正義始終在他們這一邊。只要他們繼續抗爭下去，說不定等到皇帝回京時，事情會發生一些變化。某些人還認為，即便翻不了案，也有法不責眾一說。

但是讓他們感到意外的是，這一次不僅底層百姓不支持他們，就連皇帝返回京城之后，代表皇帝意志的大明時報也迅速轉變了立場，將反對土地改革的士紳地主們視為阻礙大明復興的偽君子。

既無法得到下層百姓的支持，又無法獲得皇帝的認可，原本還在輿論上大造聲勢的士紳們，立刻開始分崩離析了。正如崇禎所說，一旦看到事不可為，這些士紳地主們很快便從反對的態度轉為如何減少損失的立場上了。

隨著王象春一家不得不出售自己的田宅，在朝廷官吏的監視下遷往渤泥國，和前英國公世子為伍，再敢站出來反對土地改革政策的山東士紳就不多了。

于此同時，衍圣公案和運河案也宣布結案。衍圣公一族被分成了十個分支，每個分支的宗長都能輪換接替祭祀官和族長的位置，自宋代開始的衍圣公之爵位宣告終結。這一消息傳出之后，反應最大的不是大明的讀書人，倒是**、越南的讀書人和后金。

黃臺吉甚至親自在大金時報上發文批評了崇禎對于衍圣公一族的處置過于輕率，身為人君而顯得過于輕浮了。在大明時報不斷發文指責后金的諸多罪行之后，黃臺吉終于明白了過來，與其整日向明國這邊抗議，倒不如自己辦一張報紙和大明時報進行對罵，更有效力一些。

因此在處置莽古爾泰的時候，他便令文館成員辦了一張大金時報。這份報紙剛一刊發，就被用來打擊莽古爾泰的名聲。讓沈陽城內的大小軍民都知道了，這位三貝勒弒母求榮的事跡，這讓莽古爾泰的名聲很快就聲名狼藉，連他正藍旗的部下都有些半信半疑了起來。

至于運河士紳煽動漕工圍攻衙門，并打死人命一案。在打擊了地方士紳、官僚、商人和碼頭幫會結合起來的這個利益團體之后，真正處理的人員其實并不是很多。

張獻忠對草草結案感到非常不滿，他認為對于那些劣紳和貪官都應該殺的人頭滾滾，以震懾后來人才是正確的。而不是流放一批士紳，革職一批官員，勒令商人交出一筆罰金，就算完事了，這不是白費了他這一年多的苦功了么。

最讓張獻忠感到不忿的，還是那些碼頭工人。他為這些工人這么出力，但這些碼頭工人在得到了那些商人的一點賠償之后，就轉而為商人們求起情來了，簡直是忘恩負義。大部分工人代表認為，既然商人們已經做出了退讓，愿意提高工資縮短工時，并提供一些勞保費用，他們的目的就已經達到，不應該繼續和商人們斗爭下去了，畢竟對方還是他們的衣食父母么。

聽著張獻忠在匯報時散發出來的那股怨念，朱由檢卻只是笑了笑說道：“嚴格來說，這些工人的確不用感激我們，畢竟是我們利用了他們的力量去打擊了運河上的利益集團。”

張獻忠頓時有些愕然，他情不自禁的說道：“那些工人有什么力量？如果不是我們用工會組織起他們，并用軍隊加以保護，他們早就被那些士紳、官僚、商人和幫會分子給**了，哪里還能獲得現在這些成果。”

朱由檢看了看他說道：“如果沒有這些工人的支持，工會哪能這么快迫使這些人屈服？就算是軍隊，也是需要人員組成的。衛所軍有多大的力量，朕還不清楚嗎？

我們的目的既然已經達到了，就無謂去煩惱枝葉的問題了。再說了，我們要容許工人們有妥協的權利，否則那才是大麻煩…”

張獻忠一路思考著皇帝的話語離開之后，徐省聲拿著關于內務府的報告走了進來。在內務府對去年的收入進行統計之后，朱由檢發覺曾經是一枝獨秀的生絲、絲綢貿易，已經被棉布生意所超過了。

去年大明流入市場的棉布正式突破了一億匹，南方出產的商品棉布固然比往年有所增長，達到了將近四千萬匹，但是北方地區卻比往年增長了一倍，形成了京畿、洛陽、徐州、濟南等地區的棉紡織中心。

除了棉紡織業在向外擴展之外，鋼鐵制品、玻璃制造業、榨油業、肥皂制造業、水泥制造業和建材產業，都在河北、山東、河南三地快速的發展了起來。特別是因為鐵路的關系，河北、山東之間的陸地運輸已經超過了擁擠而不便的運河運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