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同總兵姜瓖發起的兵變雖然很快就被平息了，但是這一事件對于山西地方的政治生態及全國的社會形勢卻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首先對于山西本地的士紳來說，特別是大同地區周邊的士紳地主，這就是一個極大的打擊。因為此前他們同姜瓖往來的關系，再加上之前為亢氏抱不平的論，使得這些士紳地主都陷入了謀逆造反的陰影之中。

原本一直持中間立場的山西官員們，雖然他們認為朝廷頒發的鑄幣法案并不算是什么錯誤的政策，但是考慮到自己治理地方還需要同這些士紳豪強繼續打交道。

特別是這樣的大旱年景，失去了地方士紳大戶的支持，地方官員想要籌集物資賑災就更難了。更何況，在地方士紳這樣大的反對聲中，朝廷究竟能不能夠堅持這一法案還是一個問題。

大多數官員并不希望自己在執行了朝廷的政策之后，朝廷又對那些士紳退步了。那么他們費心費力的去做事，到頭來卻是兩頭受氣，這又是何苦來由。因此為了自己工作上的順利，這些官員們對于實施鑄幣法案并不怎么積極，只是一味的觀望著。

當大同兵變這一事件爆發之后，這些官員們終于確定了朝廷的風向，也知道了朝廷對于推行鑄幣法案的強硬態度。既然如此，他們自然也就不會如之前那樣繼續敷衍做事，從而讓朝廷盯上自己。

而對于那些山西士紳來說，他們除了確定了朝廷的強硬態度之外，還清楚的認識到了這樣一點。在朝廷表現的強硬態度背后，朝廷手中還擁有著足以解決掉他們的力量。

大明朝畢竟不是兩漢魏晉，所謂的地方豪強，終究不是門閥大姓。在科舉制實施了千年之后，地方上再也沒有了可以壟斷一地社會資源的名門望族。

兩漢魏晉時代的名門望族，那可是真正有能力割據地方的豪強，以至于皇帝都要求他們出仕，才能鞏固國家對于地方的統治。而今天所謂的名門望族，則完全以家中有多少舉人和進士，出過幾名尚書、閣老為榮。

也就是說，過去的名門望族依靠的是自身的力量，即便是王朝更替，也不會損害到他們在地方上的權威。但是今日的名門望族卻主要依靠于體制內的力量，一個人的家族中要是沒有人出仕做官，這個家族在地方上的聲望就會迅速下跌，甚至于有可能掉落士紳的行列。

自土木堡之變后，大明原本的皇帝、勛貴、文官三種權力互相支撐的統治格局就告破，變成了皇帝和文官之間互相依賴又互相爭奪行政權力的局面。

明朝中后期的幾任皇帝，對于處理國家大事的興趣并不濃厚，這也使得原本只是為皇帝草擬文書的內閣，變成了統治大明的權力中樞，這也就意味著文官集團幾乎已經把持了這個國家的最高權力。

從嘉靖、萬歷直到天啟，這幾位大明皇帝維持手中權力的秘訣，無非就是用內廷牽制外廷，拉攏一部分文官打擊另一部分文官而已。

正因為這個國家的行政權力已經為文官所掌握，因此士紳清流才敢毫無顧忌的做一個直犯上的忠臣。反正有文官們罩著，皇帝處死不了自己。而且在地方上晃蕩幾年后，自然會有人依據他的名望提拔他，讓他重新回到朝堂上去。

士紳官僚們沆瀣一氣，控制著國家權力的同時，早就已經忘記了，這些權力可不是天上掉下來的，而是大明王朝統治這個國家時所賦予官僚士紳的東西。

一旦他們失去了體制的庇護，也就無法再繼續利用體制所賦予的權力去抵抗體制本身。大同總兵姜瓖的滅亡，無疑給他們上了深刻的一課。

即便是手中握有軍權的總兵官，在朝廷的力量面前依舊脆弱的很。姜瓖尚且如此下場，他們這些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又要如何去抵抗一個翻臉不認人的朝廷呢？

于是原本聚集在姜瓖身邊誹謗朝廷的士紳豪強們，現在一個個的都在唾棄叛逆姜瓖，一個比一個的更痛恨此人，稱贊朝廷出兵平亂的神速，試圖以這種行為來同姜瓖做出切割。

幾乎在一夜之間，山西地區的士紳就成為了鑄幣法案的強力支持者，紛紛拿出了家中的金銀存入了銀行，就連自家女眷的金銀首飾都沒放過。

為了表現自己的忠誠，這些士紳們還不停的向都督府和巡撫衙門告密，將他們所認為的隱藏在士紳中間的亂黨舉報了出來。

對于周三畏這等武臣來說，這些士紳的舉止自然是值得鼓勵的。因為他們之間的互相舉報，使得山西地方自然的安定了下來。現在這些士紳家族之間的互相提防，比他們此前對于朝廷的不信任還要嚴重。這也就意味著，短時間內山西的士紳地主已經無法再團結起來對抗朝廷了。

但是對于山西地方上的文官來說，這樣的場面顯然是他們不樂于看到的。雖然因為這些地方士紳豪強的服軟，使得他們交出的物資已經讓山西地方可以安然度過今年的旱情。

不過這些士紳們寡廉鮮恥的表現，加上都督府借機插手地方上的賑災事物，都讓山西地方上的文官們感到羞恥和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