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大同兵變平息后不久，山西巡撫宋賢就派人送信給了大同巡撫葉廷桂，要求他和自己一起上書彈劾大同都督府。

彈劾的內容有三：一是越權干涉地方民政；二是明知大同總兵姜瓖有反叛之意，卻縱容其起兵造反驚擾地方；三是借兵變一事逼迫士紳上交錢糧，意圖牟取私利。

對于宋賢的主張，葉廷桂還是相當猶豫的。和駐守在太原的山西巡撫不同，大同巡撫的權力可謂是少的可憐。畢竟大同城內有都督府掌軍事，而不遠的豐鎮又有豐大總督掌握軍政、民政，他這大同巡撫可沒有山西巡撫做的這么逍遙。

而且在理論上來說，從大同到豐鎮都屬于軍管地區，都督府的權力反而要比他這巡撫衙門大的多。他若是輕易的答應和宋賢一起上書，無疑就把自己推入了一個極為尷尬的境地。

不過他的佐官衛景瑗卻對他勸說道：“大人，眼下可不是顧慮日后巡撫衙門同都督府沖突的問題。

宋大人的來信雖然有失偏頗，但是他所持有的立場卻是不錯的。士紳終究還是國家之根本，豈能讓這些武臣肆意蹂躪？

這一次都督府新來的周參謀長做事實在是有些過分了，先不說他借機插手地方上的賑災事務，光是在兵變得過程里拿我們巡撫衙門當叛軍的誘餌，這就有些其心可誅了。

若不是標營上下仰慕大人平日的公正，出死力抵抗。我們豈不是就被賣給了這些叛軍？哪怕都督府事后平息了兵變，也洗刷不掉我們身上被叛軍俘虜的恥辱啊…”

衛景瑗說了許多，葉廷桂倒是聽明白了一點，這無關對錯，而只在于立場。宋賢和他身邊的那些人，希望他能夠以上書這個行動來表明，他還是站在士紳們這邊的。

這一次大同兵變的平息，的確是給山西地方的士紳造成了極大的震撼，因為他們第一次意識到，皇帝手中有了一只可以不通過士紳就能**地方的武力。

這顯然是把新軍視為邊軍繼承者的那部分士紳官員所未能想到的，畢竟在袁崇煥執掌豐大總督區時，士紳們并不覺得新軍是一個威脅。

相反，還有許多人覺得，新軍的強大武力對于他們在草原上的生意是有好處的。只要他們控制著總督府，就能夠和過去一樣控制住這只新軍。

周三畏這次的行動，終于將這些人虛假的安全感給揭破了。讓他們意識到，皇帝手中的權力似乎已經超出了他們能夠接受的程度。

要是這樣的舉動再反復來上幾次，士紳們豈不真成了朱家的狗了，大家自然是難以接受的。因此，他們一邊積極響應著朝廷的號召，一邊則試圖開始約束皇帝手中的權力，特別是皇帝對于軍隊上的影響力。

葉廷桂最終還是無法拒絕宋賢的請求，令衛景瑗替自己擬了一份草案，然后同宋賢一起上書彈劾了大同都督府。

當葉廷桂、宋賢的上書送到崇禎面前時，時間已經進入了六月。在皇帝的督促下，田仰終于在六月之前連通了西安、武漢、南京三條通往北京的光學電報，這極大的提高了朝廷對于地方形勢的掌握，也加快了內閣決策的過程。

六月原本應該是夏收的開始，但是因為這樣的年景，卻成為了大明各地動亂的開始。陜西、河南、山東都出現了流民和小規模的動亂，甚至于連南京周邊都出現了搶米事件。

根據賑災委員會的統計，今年上災七十五州縣，中災六十八州縣，下災二十八州縣，共計受災州縣171個。

令崇禎煩躁不安的是，三吳地區久旱無雨之后，5月13日，蘇、松、湖地區的吳江、歸安等地突然晝夜下起了傾盆大雨。由于水勢驟發，河道內的水位霎時洶涌，導致部分堤岸和臨河屋宇傾倒。

雖說之前幾年朝廷對環太湖地區進行了水利建設，還清理了一批侵占湖面和河道的水田，但是這次的大水還是造成了當地百姓極大的財物損失。

再加上之前的旱情，從而導致了米價騰踴，斗米價至二、三角之多，而去年同期當地米價一石也不過才七角不到。當然，朱由檢所不知道的是，在另外一條歷史軌道中，此時米價已經升至了去年的10倍，從而導致了三吳大饑。

而現在這個時段，當地百姓只是感覺生活難過，還沒有出現活不下去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