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九匆匆離開柏林，是被葉子農“趕走”的，帶著葉子農的托付返回北京。他在飛機上一刻沒睡，一路都在考慮怎么辦好“傳話”這事。飛機是午夜時分抵達北京的，老九從機場乘坐出租車到市區，還是住在上次方迪給他預訂的那家寶麗宮大酒店，就在方迪的新房社區附近，是一家中檔酒店，等他辦好人住手續進人自己的房間，時間已經是后半夜了。

此時正是紐約的下午時間。

老九顧不上其他，先往家里打電話，接電話的是他的妻子。

老九說：“我到北京了。”

妻子說：“哦。”

老九說：“你現在跟我說，家里有事，讓你趕快回來。”

妻子說：“家里沒事啊，都好好的。”

老九說：“我知道，就是讓你這么說，你說就是了。”

妻子擔心地問：“為什么？你出事了？”

老九說：“我沒事，也好好的。讓你說你就說，等我到了家再跟你解釋現在一兩句話說不明白。好了，你開始說。”

妻子遲疑了片刻，說：“好吧。家里有事，讓你趕快回來。”

老九問：“出什么事了？”

妻子不悅地說：“我怎么知道”

老九說：“你說，別問了，你就趕快回來吧。”

于是妻子說：“別問了，你就趕快回來吧。”

老九說：“哦哦，我知道了，等天一亮我就訂機票，交代一下工作就回去。”

妻子問：“到底出什么事了？”

老九說：“沒事，你一說就真了，我需要這個事實，也不一定就能用上。”

打完電話，他洗把臉就睡了。連著幾天沒休息好，這一睡就由不得自己了，一覺醒來都快中午了，馬上找出方迪的傳呼機號碼打電話聯系。

一會兒，方迪的電話就打過來了。

老九說：“我回來了，昨天晚上到的，降落時間太晚就沒通知你。”

方迪說：“這么快呀，事情順利嗎？”

老九說：“中午吃個飯吧，見面再談。”

方迪說：“我在車床加工廠，跟雷師傅談完事我就過去。在哪兒見面”

老九看了看表，說：“11點半，我在寶麗宮酒店餐廳等你。”

方迪說：“1點半，好的。”

放下電話，老九刷牙洗臉，刮了刮胡子，就等時間了，趁這點時間他把反復想過的東西再過一遍腦子。他站在窗，俯看著外面的馬路、行人、車輛……靜靜地凝神。葉子農托付他的這件事僅僅是傳個話而已，太簡單了，簡單到無可推托。但是……但是……葉子農去巴黎真是一個正確選擇嗎？巴黎就比柏林安全嗎？他完全不這么認為。他既不能不辦，又不能辦成；既不能辦成，又要給葉子農有個交代；說到底就是既要轉達葉子農的委托意圖，又要阻止這個意圖的結果發生……這就不簡單了。他想到了方迪，方迪熟悉本土風俗文化，腦子反應快，語表達能力強。但是，他也知道方迪一向不喜歡多事，又有敏感的家庭背景，這可不是上次當個臨時翻譯那么簡單，一旦方迪拒絕，會都很難堪。

老九是真頭疼了。

將近11點半，老九把旅行包里的錢、護照等重要東西帶在身上，下樓去了餐廳，這時餐廳才剛開始營業，還沒到就餐的高峰時間，主餐廳里的人很少。老九選了一張靠西墻的小桌子坐下，等方迪。服務員拿來菜譜，他告訴服務員等朋友來了再；存菜。

很快，方迪到了，一手拎著包，一手拿著車鑰匙。

老九起身招呼道：“坐。”

方迪坐下，把包貼墻放到桌上，說“這么快就回來了，我以為得幾天呢。”

老九說：“被子農趕走的，他也是怕我惹上麻煩。”

方迪說：“機器連桿原來的設計是鋼套定位，試了一下效果不太好，容易漏油，金屬噪音也大，雷師傅準備改成軌道式的，用軸承和軌道定位。”

老九心不在焉地“哦”了一聲。

方迪接著說：“昨天接到通知，老九禪面的商標不能注冊，老九已經被人注冊了，禪字涉及宗教，早就被佛教組織注冊了。”

老九問：“那咋辦”

方迪說：“代理都查過了，九哥老九都被注冊了。我想來想去，九哥的本名叫慕容久，久跟九是同音，禪面就是悟的過程，是否可以用久悟？還有，單一個面字我覺得太寬泛了，是否直接用杠子面？叫久悟杠子面？”

老九想了一下，說：“好，就叫久悟杠子面。”

方迪說：“九哥，你連商標的事都不著急？”

老九說：“我著急有啥用？這邊有你呢，我也不用著急。說真的，我腦子里一點沒想籌建公司的事，那個現在不當緊。”

老九把這趟去柏林的情況詳細跟方迪講了一遍，其間服務員把酒菜陸續上來了。方迪也不插話，就靜靜地聽，偶爾喝一飲料。

介紹完情況，老九把一張字條遞給方迪，說：“這是我讓子農寫的，筆記寄過來大概要走1多天，你拿上這個條子去找黃主任取郵包。”

方迪接過字條看了看，上寫：黃大媽，見此條請把郵包轉交給方迪女士，謝謝。下面是葉子農的落款和日期，還有葉子農所在居委會的地址、電話和黃主任的名字、電話。

方迪收起字條，說：“張志誠這個位置的人可不是隨便誰都能求的，葉先生也是餓死不求人的主兒，兩人又是一面之交，葉先生這個嘴張得不容易啊。”

老九說：“巴黎就比柏林安全嗎？還是像囚禁一樣把他關起來”

方迪沒吭聲。

老九喝了一啤酒，沉默了好一會兒，說：“傳話簡單，可傳成啥樣就不簡單了。九哥這人你是知道的，嘴笨，腦子也笨，哪是辦這種事的料啊。”方迪聽著，已經感覺到老九要表達的意思了，等著老九繼續往下說，而老九卻不知道再往下該怎么說了。方迪等了一會兒，說：“九哥，你能在這兒為難就不錯了，葉先生要真鼓起勇氣給張志誠打電話，你現在連為難的機會都沒有了。”

這是一個有傾向性的表態，這讓老九心里多了幾分底氣。

老九說？“昨天夜里我給家里打電話，讓你嫂子跟我說家里有事，讓我趕快回去。那我就家里有事了，要趕快回去。可我知道你不愿意多事，家庭背景又敏感……”

方迪抬了一下右手示意老九不要講這些，說：“九哥，說事。”

老九喝了一啤酒，長吁氣，說：“子農說他只能沒臉沒皮一回了，我能理解。那九哥這次也是不要臉了，我家里有事得趕快回去，傳話的事就轉托你方迪了。”

說著，老九將寫有張志誠地址和電話的字條交給方迪。

方迪又看了看這張字條，收起，說：“九哥吩咐的事，我照辦就是。”老九叮囑說：“辦好，一定要辦好。”

方迪說？“張志誠愿不愿意幫忙？能不能幫？他求助的上級或部門是什么態度？法國官方又什么態度？這都是未知數，即使葉先生直接打電話，辦成的概率也是很低的。如果是很容易的事，葉先生也就不存在沒臉沒皮這回事了。”

老九說？“交給你辦我就放心了。那你先慢慢吃著，我這就去服務臺問機票，到紐約的班機不少，趕上哪班算哪班，趕早不趕晚。”

方迪點點頭說？“好的。”

老九說？“傳個話不是啥復雜的事，不能久拖。”

方迪說？“我知道，晚上我準備一下，爭取明天就辦。如果張主任不在北京，或者有事不能接見，那就不是咱們的責任了。”

老九放心了，去酒店總服務臺問機票。

方迪驅車提前兩個小時把老九送到機場，老九將乘坐晚上8點的航班回紐約。老九擔心方迪開夜車路上不安全，就早早讓她回去了。方迪離開機場時天色臨近黃昏，回到市區大街上已是燈光璀燦了，冬季的北京城到了晚上顯得格外絢麗和繁華。

車子快到新房的小區，路過一家飯館，店家在飯館門擺個攤子賣盒飯，方迪停下車過去買了一個盒飯，放到車的儀表臺上，開車回新居。

進了門開燈、換鞋、脫下外套……她坐到沙發上準備吃盒飯，這就是她的晚飯了。她拿著一雙一次性筷子愣神：一沒吃……；愣了一會兒，她放下筷子，蓋上盒飯，穿上外套下樓去了，步行走出小區。出了小區大門就是一條大街：大街兩側店鋪林立，她走進一家門面不大的煙草專賣店，買了一包煙、一個一次性打火機、一個乳白色的陶瓷煙缸。

回到屋里，她坐到沙發上抽煙，繼續愣神……抽到第二根煙：她在房間里漫無目的地走了幾圈，熄掉煙：再次穿上外套下樓去了，到街上一家小飯館買了一瓶白酒和一包五香鹵煮花生豆，回到屋里一個人喝酒。沒有酒杯，就是舉著瓶子喝。花生豆也沒放到盤子里，就用手捏著吃：然后用紙巾擦擦手。屋里靜靜的：沒開電視，沒燒熱水，甚至連一只鐘表的聲音都沒有，只有方迪默默地抽煙、喝酒：偶爾放嘴里一顆花生豆……

不知過了多久：煙缸里的煙頭都塞不下了，酒下去了大半瓶子……她終于喝醉了，頭重腳輕地到洗手間嘔吐，自己都不知道是怎么掙扎到沙發上的，就在沙發上睡著了。

第二天下午，方迪駕車來到張志誠的工作單位。盡管她醉了一夜，但是出了家門的女人永遠是一絲不茍的，除了眼神里稍稍的倦意，她依然是美麗動人而氣質出眾的。她把車停在大門的一側，走到警衛室窗。

方迪說：“我找張主任。”

值班員聞到了方迪呼吸中的酒氣，皺了一下眉頭：問：“哪個張主任”

方迪回答：“張志誠。”

值班員問：“有預約嗎”

方迪回答：“來之前我給張主任打過電話，您可以核實一下。”

值班員到里面打了個電話，回來說：“證件：登記一下。”

方迪拿出身份證遞過去：值班員很仔細地檢查、驗證，然后記在登記簿上，寫完讓方迪簽字，把證件還給方迪，給了方迪一張準人證。

值班員說：“進門照直走：到那棟三層辦公樓有人領你進去。”

方迪把車開到縱深的三層辦公樓前停下：剛下車就有一個工作人員迎上來。工作人員問：“是方小姐吧”

方迪出示了一下準人證，說：“我是方迪。”

工作人員說：“請跟我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