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凱來到東廂時，老遠就看見門外一人走來走去，亦是青衣小帽，外面披著件大氅，于是迎上道：“皙子，這關頭，別人都躲著我走，你卻光明正大的跑來，可是嫌腦袋上的頂戴太舒服了么？”

來人一稽到地，說道：“袁公高義，楊某向來是佩服的，所謂‘患難見真情’，若是楊某此時躲起來，當年便不會從東瀛趕回來輔佐袁公了。”

這人名叫楊度，字皙子，湖南湘潭人，是當世大儒王闿運的得意門生，醉心于帝王之學，當年戊戌變法時“六君子”中的劉光第、楊銳都是他的同門師兄，戊戌變法之前，譚嗣同、唐才常等人在長沙舉辦時務學堂，楊度亦曾入堂聽課，從此與“維新”結下不解之緣。

光緒十九年，楊度考中舉人，但之后屢試不第，庚子年后，求變心切，于是自費留學日本，直到光緒二十九年，朝廷舉辦經濟特科，楊度回國應試，得以高中一甲第二名，排在他前頭的是梁士詒，由于“維新亂黨”的魁首康有為原名康祖詒，當慈禧詢問軍機大臣這個一甲第一名的狀元公是什么來歷時，那位軍機大臣為了交差，只好胡說梁士詒是梁啟超的親戚，而且名字最后一個字與康有為一樣，所謂“梁頭康尾”，必非好人，結果慈禧震怒，下令查辦閱卷大臣，取消眾人功名，如此一來，楊度的“榜眼”是做不成了，而且由于他曾上過時務學堂，是譚嗣同、唐才常等人的學生，朝廷要嚴辦“亂黨余孽”，楊度心灰意冷，淡了功名之心，隨即再次東渡日本，繼續學業。

在日本留學期間，楊度先后結識了梁啟超、黃興、汪兆銘、蔡鍔等人，思想變得愈發激進，雖不贊成同盟會的革命主張，但也不滿君權統治，開始認真研究君主立憲。清廷宣布“預備立憲”，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五大臣走馬觀花，又對憲政一竅不通，自然寫不出考察報告，無奈之下只好派隨員熊希齡赴日本向楊度求助，楊度也不客氣，拉來“亂黨魁首”梁啟超一起寫，之后，一份周詳妥帖的憲政考察報告就擺在了慈禧的御案上，所以，清廷立憲新政的指導原則實際上是兩個“亂黨”寫的，這個秘密官場上眾人皆知，惟獨慈禧被蒙在鼓里。

楊度也借此而聲名大振，被人譽為“君憲旗手”，他的大名很快傳到主持新政的袁世凱耳朵里，一心想靠憲政限制君權的袁世凱有心收納此人，便聯絡張之洞聯名會奏，保舉楊度為四品京堂，任憲政編查館提調，在王府里給旗人親貴講授君主立憲的好處，后來袁世凱更是將他延入幕中，禮賢下士，傾心結納，楊度感激莫名，士為知己者死，從此便成了袁世凱的左膀右臂，袁氏督直時所舉辦的新政措施多半出自他手。

楊度指著袁世凱磕破的額頭，問道：“袁公，這是怎么回事？”

袁世凱苦笑，摸了摸額頭，說道：“說來話長，咱們進屋說。”

兩人進了東廂，楊度脫了大氅，拿出一封信，說道：“今日可不是我一人來的，這是嚴范蓀的信，袁公可先看看。”

嚴范蓀就是嚴修，也曾做過袁世凱的幕僚，翰林出身，后來為袁氏保舉做了官，現在是學部侍郎，與袁世凱的關系非同一般，和楊度也談得來。

袁世凱抽出信瓤，匆匆閱了一遍，隨即點著洋火，將信燒了，苦笑道：“立憲，立憲。朝廷逼我，你們也來逼我，我還真不如一走了之，免得成了風箱里的耗子，兩頭受氣。你們的消息倒是靈通得很，現在那‘迥電’只怕已是全北京城都知道了。”

“官場上沒有瞞得住地消息。何況是這駭人聽聞地通電？現在不止是官員。便是那幫閑散旗人。也在議論袁公被亂黨推舉為謀主地事。”楊度站起。背著手在廂房里走了幾步。在靠西地一扇御賜屏風前停下。看著那屏風上地“百鳥朝鳳”圖。喟然嘆道：“天下歸心。什么叫天下歸心？這就是天下歸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