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世界而，公元1937年到公元1938年的這段時間是一個動蕩的年代，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處于動蕩之中，這種動蕩既是政治意義上的，同時也是社會意義上的。

就在這段時間里，西班牙的內戰仍在如火如荼的進行，德國和意大利越來越深的卷了這場西班牙人的戰爭，而相應的，蘇聯和法國也不得不做出類似的“關注”，試圖通過外國人的手徒勞的平衡一下越來越不平衡的歐洲力量均勢，與此同時，英國政府也在國際局勢的動蕩之中做出了令人驚訝的決定，就在1937年，愛爾蘭終于完成了獨立的所有手續，這似乎進一步證明了英國政府的“退縮戰略”，同時也從一個側面反應了英國國力的進一步衰退，實際上，自從歐戰結束之后，英國的經濟基本上就沒有恢復到戰前的水平，而隨后的大蕭條又使英國經濟陷入了全面衰退之中，繼續維持一個龐大殖民帝國的統治是越來越力不從心了，英國政府只能選擇“退縮戰略”。

相比英國政府的退縮戰略，中歐強國德國的迅速擴張令人瞠目結舌，如果說進軍萊茵蘭和干涉西班牙內戰還只是納粹德國的牛刀小試的話，那么德國在1938年春天吞并奧地利就可以看作是德國重建中歐霸權乃至歐洲大陸霸權的重要標志，而且像在萊茵蘭危機中一樣，面對德國的咄咄逼人戰略，英國政府和法國政府再次表現出了強烈的“綏靖主義”情緒，甚至連蘇聯關于“共同行動”的建議也被英國首相傲慢無比的拒絕了，顯然，指望英國是不可能阻止德國的擴張勢頭的。

英國政府的立場進一步助長了德國的野心，于是，隨后德國又對捷克斯洛伐克發起了攻勢，并進而由蘇臺德“自治”問題而引爆了“五月危機”，只是因為蘇聯的強烈反應以及英法兩國虛張聲勢的口頭威脅，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才得以暫時度過危機。

以上就是歐洲的動蕩局面的基本面，雖然局部地區戰斗正酣，但是畢竟還沒有爆發席卷整個歐洲的全面戰爭，歐洲人似乎還可以享受暫時的和平生活，雖然這種和平的生活依舊是動蕩的。

相比歐洲的動蕩，亞洲的動蕩形勢更為劇烈，因為在亞洲，就在1937年冬天和1938年春天，亞洲連續爆發了兩場局部戰爭，分別是“土伊戰爭”和“第二次南洋戰爭”。

“土伊戰爭”爆發于1937年冬天，戰爭的一方是土庫曼蘇維埃政權，戰爭的另一方就是伊朗，在1935年，波斯帝國正式將國名改為“伊朗”，最高統治者是禮薩汗國王，這是一位精明強干的統治者，一心學習土爾其領袖凱末爾，想將伊朗變成中東強國，他不斷的與國內和國外的敵人進行著斗爭和妥協，試圖尋找到一條走向強國的道路，但是遺憾的是，這個世界講究的是弱肉強食，當強國下定決心干涉弱國的內政的時候，任何單純的外交手段以及國際縱橫捭闔是不能拯救弱小國家的，于是，“土伊戰爭”就爆發了，站在土庫曼蘇維埃政權背后的是蘇聯，而站在禮薩汗背后的則是英國，而在這其中，還有一個若隱若現的東方大國的影子，這個國家就是中國。

實際上，如果不是中國上下其手的話，原本由英國扶持的土庫曼素丹國是不會在1936年初轟然倒下的，而當素丹帶著家人與珠寶逃亡阿富汗之后，中國卻沒有出動那規模驚人的陸軍力量以穩定當地局勢，而是采取了讓人困惑不已的“不干涉立場”，于是，在那一片混亂的土庫曼素丹國的廢墟上迅速崛起了幾股軍事力量，內戰似乎一觸即發，而且也使當地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戰略真空區，將周遍的一切高壓力量都吸了過去，英國人試圖卷土重來，蘇聯則試圖將它那赤色的狂潮沖向印度洋，就連阿富汗的統治者也試圖染指土庫曼的利益。

在經過了半年時間的殘酷內戰之后，蘇聯扶持的土庫曼蘇維埃勢力成功的擊退了英國政府支持的阿富汗軍隊，并消滅了國內多數競爭對手，于是，在1937年秋天，土庫曼蘇維埃政權就這么建立起來了，而且就在之后不久，為了解決在波斯帝國時代遺留下來的邊境糾紛問題，以及為當年的那個波斯蘇維埃政權報仇，土庫曼蘇維埃政權主動挑起了“土伊戰爭”，進攻一方除了得到來自蘇聯的大力支持之外，也得到了許多中國舊式武器，雖然有分析認為，這些中國舊式軍火武器是來自于另外幾個中亞小國，但是英國政府可不這么看，英國政府堅持認為，這些軍事援助直接來自于中國政府，在“土伊戰爭”問題上，中國顯然與蘇聯站在了一起，而目的似乎正是為了吸引英國的注意力，使英國無暇關注東南亞地區的局勢。

讓人驚訝的是，由于在遠東共和國的政策上存在根本性的分歧，中國與蘇聯近年的關系一直非常冷淡，可是現在卻又因為中亞危機而聯起手來，或許，國際政治就是這么的復雜吧，當面對共同的敵人時，曾經相互敵視的兩個國家也可以很快的進行合作，蘇聯對英國很失望，認為英國不能幫助它阻止德國的擴張，至于中國，則盡可能的利用這場“土伊戰爭”為自己攫取好處，這種好處不僅是戰略上，而且也是經濟上，就在這場戰爭中，交戰雙方的軍隊里都可以看到中國制造的軍火武器，甚至是裝甲作戰車輛。

表面上看，中國在這場“土伊戰爭”中的“不干涉立場”似乎是沒有立場，或者說只有經濟立場，但是英國政府中的一些戰略分析家則堅持認為，在這個“不干涉立場”的背后一定隱藏著什么陰謀，這個陰謀要么與蘇聯有關，要么與英國有關。

事實證明，英國戰略家的分析似乎是正確的，就在英國政府忙不迭的將關注重點轉向中亞方向時，東南亞地區的局勢“瞬間”就緊張起來，而這種緊張局面卻是由“東婆羅洲危機”引發的。

“婆羅洲”，這是中國人對東印度群島中的加里曼丹島的稱呼，中國人從數百年前起就開始向婆羅洲地區大舉移民，在古代和近代，中國人多數移居婆羅洲西部，是為“西婆羅洲”，而在第一次南洋戰爭之后，中國移民開始向“東婆羅洲”進行一場規模浩大的戰略轉移，而且由于中國中樞政府對海外移民給予政策和經濟上的優待，正是在這種鼓勵政策之下，到了1937年的時候，聚居在東婆羅洲地區的華人、華僑已達五百萬人，這些中國移民毫無疑問也擁有雙重國籍，一本中國政府頒發的護照，一本荷蘭東印度殖民政府頒發的居留證明，在法律上看，中國政府和荷蘭政府都對這些東婆羅洲的中國移民擁有管轄權，這個局面本身已非常復雜，但是如果再將南洋地區的另一個主要由華人構成的獨立主權國家考慮進來的話，那么這個局面就更加復雜了，而這個華人國家就是蘭芳第二共和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