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華帝國的開國皇帝，宋彪在君臣禮儀方面要求的還是比較輕和更為人道的，大家至少不用跪拜之類的，通常以躬身禮為最常見，即便是跪禮，也都被安排在最為特殊的場合中。

現在一個比較大爭論的內閣首相第一次參見接受任命時，是否需要行跪禮，絕大部分人都建議行跪禮，而且是三叩首這樣的規格，宋彪還沒有對此說話，他也還在考慮中。

等陶成章離開，蔣政源就和宋彪問道：“陛下，現在是否要召見宋教仁先生？”

宋彪想了想，感覺自己坐了半個上午也很累，直接站起身伸展一番手臂，道：“走吧，我親自去會客廳見他！”

說完這話，宋彪將禮儀性質的軍刀帶在身上，鄭重其事的前往會客廳接見宋教仁。

此時的宋教仁正坐在會客廳里喝茶。負責陪同他的人是蔡元培，兩人在日本法政大學就讀期間就有過密切的來往，此后，蔡元培成為光復會的重要創始人之一，而宋教仁則一直是同盟會在日本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并且繼續留在日本求學攻讀法學。

兩人私交密切，此刻都在等待宋彪的召見。正在藤條沙發里抵近交談，竊竊私語，大概是在討論見到皇上要如何稱呼。如何談及重點之類的，以及皇上日常接見客人的一些規矩。

兩人正說話間，宋彪已經在蔣政源的陪同下走了出來。見到他突然過來，蔡元培和宋教仁都很驚訝，匆忙起身，蔡元培當即行躬身禮，宋教仁則猶豫片刻，還是走上前和宋彪握手。,

雖然是第一次見面，宋彪至少通過照片等情報知道宋教仁長什么樣子，他知道眼前這個身穿黑色西裝的男人就是宋教仁，只是對方的身材并不如他想象的那么高。

這一年的宋教仁28歲，和趙庭柱大致相同。比宋彪年長三歲。

這一年，真是中國青年英才盡出的大時代，也正是這些青年在推動國家向前進步。

宋彪和宋教仁握手，很自然的邀請他和蔡元培一起坐下來，而他自己也在一張單人的藤椅沙發里坐下來。

宋教仁顯得很恭謹。坐下來就和宋彪答道：“既然全國各省大體都已經承認中華帝國和您是皇帝的現況，我想，我身為國人也必須暫時承認這一點，新帝國的皇帝陛下。”

宋彪并不與他為難，很客氣的說道：“如果你覺得尷尬之類的，或者是難以啟齒。那就稱我為將軍，或者是總司令官閣下之類，宋副理事長先生。”

宋教仁猶豫的想了想，答道：“事實就是事實，不容理想主義者去質疑，您是新帝國的皇帝，既然全國大多數的省都已經明確此事，您也即將正式的穩定全國的局勢，使得全國人民能在短暫的武裝革命之后重新獲得寧靜而充滿新希望的生活，我想應該就沒有人可以繼續質疑這一點。”

對于宋教仁這種有點拗口和較真的回答方式，宋彪也想了一下，這才答復道：“或許吧。”

稍加停頓，宋彪繼續和宋教仁說道：“在推翻滿清的中國大革命中，光復會和同盟會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說是兩個革命組織的共同努力才有了今天的成功，此后在兩個革命組織之間發生的沖突實際上是光復革命和共和革命之爭，也是我們堅持彼此原則而導致的。雖然因此發生了小規模的內戰，但我們必須明白雙方都不是壞人，都是為了讓國家強盛，至少我、蔡元培、章炳麟、陶成章這樣的人不應該被說成是壞人和革命的毀滅者，這種論上的攻擊是不恰當和不理智的，甚至是瘋狂的。同時正如我和蔡元培先生所認定的那樣，共和革命看起來很美好，理論說的非常漂亮，其實根本不符合中國的國情，也沒有考慮到我們傳統文化的重要性，更沒有考慮目前軍事力量的分散，以及國際環境的復雜，包括我國所面臨的各種軍事威脅和被侵略殖民的風險。現在，我想這樣的革命路線的爭論應該已經暫時告一段落，我在此時邀請你過來，也是希望勸說同盟會轉變為一個正式的合格的現代政黨，參與到國家的建設中來，參與到選舉和內閣政府的運轉中，而不是繼續去做一個顛覆政府的秘密組織。”

宋教仁一直沉默的聽著這番話，隨即答道：“是的，我此次前來覲見您，同樣也是為了建立我國的內閣政府制度和憲法而來。現在，我所質疑的一個問題是否和西方君主立憲體制一樣，軍隊歸屬政府管轄？”

宋彪答道：“暫時不能，因為中國的軍人和普通的民眾，包括上層所謂的社會精英都還沒有這樣的國民素養。如果軍隊交給政府，結果只會變成日本戰國時代那種軍閥割據現象，最終還是會破壞憲法，由強權的軍事政府上來。我覺得同盟會在這一點上顯得過于幼稚，幾乎每一個人都很清楚，我所率領的東北軍可以完整的控制整個國家的軍事力量。還不至于使各省的軍事武裝相互分裂。如果中國的軍事武裝繼續分裂下去，我們就不可能很好的應對外國的侵略，甲午戰爭的失敗正是此一點真實寫照。我和蔡元培等位先生的共識是軍隊首先皇室化，以效忠皇室為基礎，逐步在幾十年的時間中緩慢而穩健的過渡到接受民選政府的統管，由此成為真正的國家和國民的武裝，而非個人、家族和政黨的武裝。”,

宋教仁看了看蔡元培。這才和宋彪答道：“我也覺得這樣是更為穩健的。”

宋彪則道：“我們必須看到現在有一部分人，即便明白這里面的道理，也依然想要維持自己的武裝力量。寧損國家和民族，也要利己。比如說趙爾巽兄弟在云貴四川，其他的地方就算了。云南這個地方四面征戰，面臨著英法等國的吞噬，只靠一省之力去抗衡，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考慮英國對西藏傳統的貪婪，我也必須在西藏部署一支真正最為精銳的山地步兵師。趙爾巽仗著云貴遠離京師，聯合地方勢力把持軍政，這種分裂趨勢一旦被英法利用，后果將不堪設想，即便英國正式要求我承認西藏和云南獨立。我在一時之間也難以派兵增援。西藏是中國絕大多數水源之源頭，擋著外國從西側入侵和威脅我國，此地不能丟，云南則是西南進入我國內陸地區的重要屏障，更不能丟。退一萬步說，就算沒有任何價值，它只要是我們中國的領土，哪怕只有一寸之土，我們也不能放棄。我是愈發覺得外國之強和貪婪，愈發為之緊張。愈發想要盡快光復我國和中華民族，整頓全力與歐美各國抗衡，更要和日俄雪恥，奪回臺灣和遠東失去的疆域。現在的問題就是國內一部分人明明知道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為了私利卻寧愿不讓我做到這些事。”

蔡元培忍不住感嘆道：“陛下，國家積難，內外賊生，真是苦不堪，如今只能是強行進攻，以強行之暴力結束目前的混亂，唯有保持一個穩定的中央政府和統一的國家，我們才有繼續推行光復革命之基礎啊。”

宋教仁也只能答道：“陛下和蔡先生說的都很對，我對此也深感遺憾和抱歉，因為糾葛與共和光復之爭，現在這種部分地區的分裂局面也是我們同盟會造成的。”

宋彪道：“過去的就讓他過去吧，還好我和光復會同仁在過去的五年中準備的非常充分，目前也有能力保持全國的統一。現在，我希望同盟會在承認全國統一和君主立憲體制的基礎上，建立新的政黨，參與到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行政工作中去，集合全國革命志士的力量共同建設新中國。如果同盟會可以做到這一點，并且在兩廣的選舉中獲勝，那完全可以繼續在兩廣按照憲法組織地方政府，條件是軍隊必須接受中央陸軍的整編和管轄，我就不會繼續從湖南向兩廣進軍。這樣的情況對我們雙方都是最好的，因為我就能騰出兵力從漢中進入四川、云貴，將騎兵派去陜甘寧，保留一部分軍力在內外蒙，防止外立。”

說到這里，他又補充道：“你們都覺得我是沙俄支持的，這大概是反我的一個主要原因，實際上，我們東北軍對沙俄的防備心理是極強的，現在，俄國已經在暗中支持外立，我前幾天剛和俄國陸軍部大臣交涉此事，如果外立，我必須派兵深入大漠。假如這個時候，同盟會繼續在南方和我搞破壞，那我很可能前功盡棄，而外蒙也將獨立，國內又是一片混亂。所以，同盟會真的不能再折騰，為了奪取政權而不惜充當攪屎棍的作用，以前是為了中國富強而努力，現在繼續折騰，那就是純屬為了奪權而搞破壞了。”

宋教仁點頭承認，道：“您說的極是，我現在也是深有同感。同盟會內部會黨力量和地方勢力極大，特別是近期擴會之后，成員復雜。此時此刻，我們已經不能任由野心家為了自己的目標而破壞國家的穩定和團結，故此，我才請求和您見面，共商國策。”,

宋彪知道宋教仁指的是誰。

宋教仁和之間的矛盾實際在成立同盟會之后就已經存在了，在1907年至1909年之間的兩次倒孫潮中，宋教仁都是主要的參與者之一，他曾經在同盟會內部說過，“像那樣的野心家做領導人，中國革命要達到目的，那是怎樣都不可能的”。

宋彪不是反感和批評孫先生，但任何人都有缺點，而孫先生之缺點確實是過于追求自己的理想化目標，而無視現實的殘酷，以及中國所面臨的各種復雜局面和威脅。

理想是好事，理想過于拔高就是壞事。

宋彪沒有去評說此事，他只是和宋教仁建議道：“盡快建立政黨，倡議新的現代政黨體制，以黨制代替個人，以黨章和黨的集體政治理念去公開的推動中國發展。我們要推行光復革命，你們要推行共和革命，這顯然是矛盾的，而如果你們推行民主革命，我覺得這就是不矛盾。當然，現在最大的問題是民主如何落實到人民的身上，我一貫覺得一個省數千萬人口，只有幾千人投票的選舉不是真正的選舉，四萬萬國民至少有14參與投票，這才能勉強算是真正的民主。所謂民主，我以為就是人民當家作主。所以，我們有必要對此進行深入的討論，找到一個合適合理之對策，用十年二十年的時間去教育民眾，參與民主決策，參與國家的治理，將選舉人票逐步的擴大，從每個省的一萬人，擴大到幾萬人，再擴大到幾百萬人，最后是全省的所有人。”

聽了這番話，宋教仁忍不住的贊同道：“您這樣的想法真是太好了，我也一直為此而困擾，即便是在日本，我們所看到的民主和西方相比也非常的差，可至少是開啟了民主的第一步。如果有您這樣的皇帝在背后作為革命志士的源泉力量，我想，中國的前進已經是不可阻擋之勢。”

宋彪想了想，沉重的答道：“少說廢話，多做實事吧。我們總是把事情想得太簡單，中國如此之大，想要治理好，恐怕是這個世界上最困難的一件事，何況我們的積弊如此之多，歷史欠賬又是如此之重。”

“是啊！”

對于宋彪所說的這一點，宋教仁也是不得不承認。

宋彪想到了孫逸仙所設計的一條道路，即“軍政、訓政、憲政”之路，這個設計似乎是好的，關鍵是人治本身的多種復雜性，而軍政之路恰恰是地方軍閥割據的源頭問題之一。(歡迎您來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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