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對于這個問題，張四維和申時行認為是否不要大張旗鼓的進行，因為他們兩人擔心的是，朝廷一旦公開對于工商業征稅的事情，必然不勝煩擾，從地方到朝廷，都會因此受到影響，很多人對于朝廷的一些政策其實是持反對意見的，一旦朝廷公開討論此事，他們必然會跳出來借機供給朝廷，這點是閣臣們所擔心的。

朱載j則是表示無妨，朱載j就是要看看有哪些人跳出來，他們不跳出來，朱載j的怎么好收拾他們呢？朱載j并不擔心他們跳出，甚至朱載j就是要看看哪些人跳出來，所以朱載j才選擇議明發上諭的形式要求對于工商業制定完整的榷稅制度，朱載j很清楚，這詔書一下，肯定會在大明立即引起極大的反響。

在這些年以來，整個大明最來錢的生意是什么？莫過于開工場了，不管是紡織、瓷器還是其他的工場，都是可以獲得重利的，這點朱載j也是很清楚的，所以朱載j特地以明發上諭的形勢下達對于工商業的榷稅討論，就是要看看這些人對于朝廷榷稅的看法。

也正如閣臣們所預料的那樣，在朱載j的上諭下達之后，反響是十分強烈的，各地、各級的官員們紛紛上疏，陳述自己對于工商業榷稅的看法，官員們看法五花八門，不過朱載j還是從中看出了一些端倪。

在討論這些榷稅制度的奏疏中，地方官員們的奏疏是很多的，地方官員們主要是認為工商榷稅應該更多的留在地方，這也是很多地方官員們的想法，因為在朱載j實施的新政措施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增加地方官吏數量，以強化朝廷對于地方的管理，在朱載j執政的這二十多年以來，朝廷的流內官增加了四成，而經制吏員增加了不止十倍，在朱載j的命令下，朝廷不允許有所謂的白身吏員存在，衙門中的所有官吏都是吃皇糧的。

這就導致官吏俸祿開支浩大，而地方的賦稅大頭又要上繳朝廷，海關、鹽稅、鈔關等賦稅則完全為朝廷所有，地方官員們認為，朝廷的財權過重，地方的財政困難已經是很普遍的事情了，地方所能夠支配的財政其實是非常少的，而朝廷對于地方的考成確實越來越嚴了，不僅僅是賦稅的征繳，倉儲的完備，還有交通、工商、道路、地方安定等各種項目的考核，對于地方官員來說，錢糧確實是不夠用。

而且朝廷嚴厲禁止隨意加征，對于額外加征的地方官員，一律予以嚴懲，地方能夠來錢的路子確實是不多，這就導致地方官府的很多工作很難開展，地方官府無法正常運轉，對于這個問題，地方官們舉出了一個比較極端的例子，就是嘉靖三十五年，蘇州府吳縣征銀14444.2兩，而實際用于本縣的祭銀135.7兩，整修衙門300兩，惠民藥材銀2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