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載j看了王世貞的奏疏，不由得有些無奈，這個王世貞，又胡亂上疏，賣弄才學了！王世貞的本意是好的，他是想向朱載j說明鈔關在稅收的種種弊端，但是這廝為炫耀自己博學，將鈔關的發展都予以梳理，認為國家設立關津，最初的本意并非是征收賦稅，關征肇始于戰國兵爭亂世，至兩漢君主驕奢，農入不敷，便從商稅中取足。然征收商稅要在張弛有度，折中執平，若有司變壞成法，失于偏頗，則終會造成國與商俱病的結果。

本來王世貞的這個奏疏其實是中規中矩的，但是立馬有人加以附會，說王大司寇說了，關津之設，原本是為了盤詰奸細，初無抽分之設，是朝廷因為用度不足，才征收商稅的，這點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就開始散布各種假消息了，一個朝廷官員也開始公開表達自己的反對意見了。

他們的主要觀點是，朝廷設立鈔關，其初衷本在緝奸通貨，裁抑壟斷，即使緣而榷商，亦為濟乏惠民，利權歸官加之稅網繁密，以致農商俱受病累，而課商抑末之說雖為寬解農勞，卻難稱善策，同時以前宋王安石為例，影射朱載j。

他們在奏疏中說道：“古者圣王重本抑末，自漢武用弘羊計，置均輸官，籠天下之貨。又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仕宦為吏，重賦稅以困辱之。自后作業劇而財匱，復弛商賈之律，令佐國家之急。唐初制租庸調外無征，法網疏闊，復以宦者為宮市使，命白望數百，抑賈人物，名為市之，實奪之也。宋懲唐弊，置雜買務，迨安石秉政，專以富國為心。富商巨賈，皆疑畏駭愕，目視不敢動，而貿易之意窮矣。”

他們認為，古來圣王明君，都不用大肆征收商稅，依靠田賦等就可以滿足朝廷的用度了，只有像漢武帝、王安石那樣的人，還會汲汲于財貨，為什么現在大明的用度不足呢？是因為你朱載j和漢武帝一樣，輕舉妄動，耀兵異域，這些都是大量消耗錢糧的行為，還有和王安石一樣推行所謂的改革，才導致國用不足，所以根本原因，不是朝廷的過于不足，而是朱載j的政策出現了偏差，他們要求朱載j反思。

朱載j看了這些奏疏之后，置之一笑，將這些奏疏直接留中不發，朱載j當了二十多年皇帝了，什么陣仗沒有見過，這只不過是個開胃菜罷了，這點朱載j還是清楚的，所以朱載j對于這些奏疏根本不予理睬，看看他們要搞出什么事情。

朱載j正式遷居西苑，西苑相對環境比較好，同時朱載j還將原來嘉靖用于煉丹、齋醮的場所撥給了文思院，用于文思院直接向朱載j展示最新的成果，最近文思院化學研究所還是有一些成果的，首先就是用純堿制取燒堿，文思院發現以純堿溶液和石灰為原料，通過反應生成燒堿和石灰石，這也是三酸兩堿的一個重要物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