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載j很清楚，隨著經濟的發展啊，商賈勢力肯定是會越來越大的，他們想要追求政治權力，這點朱載j并不反對，朱載j從不是一個歧視商人的皇帝，朱載j也從沒有采取過重農抑商的措施，相反，無論是開放海禁，還是扶持貿易，朱載j對于商業和商人都是予以扶持的態度。

但是朱載j的扶持是要有回報的，而商人對于大明的回報就是賦稅，這點朱載j是明確的，所以這次朱載j才討論制定完善的工商業賦稅制度，向工商業征稅，以保證朝廷的用度，因為朱載j很清楚，現在大明朝廷所承擔的責任越來越多，所需要的錢糧也會是越來越多的。

原本的地方地方，只需要保證賦稅的按時征繳，還有地方的安定就行了，最多就是關注一下地方的教育問題，但是現在不同的，朱載j要求大明的官府要負責基礎設置的建設、物價調控、經濟發展和百姓生活的基本保障，官府的只能增加官吏和投入，這點是肯定的，財政開支肯定會極為浩繁，朝廷又不能向農民征收過多的賦稅，只能夠向工商業征稅。

朱載j之所以召集重臣們來商量此事，就是要明確朱載j作為皇帝的態度，就是這個工商稅是必須要征的，朝廷需要這筆錢糧，才能夠開展大規模的基礎設施的建設，學校和醫療體系的建設，這是保證大明能夠繼續發展的重要條件，所以朱載j是必然向工商業征稅的，這點是不容商量的，誰要是敢在朝廷的大政上搬弄是非，朱載j是絕對不會客氣的。

所以朱載j直接說道：“申學士、王學士怎么看此事啊？”

申時行說道：“陛下，臣以為現今商貿繁盛，商賈中身家百萬者多矣，當課稅也！”王錫爵也是這樣的看法，他們很清楚朱載j是什么性格的人，而且這些商人們錦衣玉食，也是該向朝廷繳納賦稅了。

朱載j也說道：“朕聞善理財者不病民以利官，必生財以阜民，前代理財竊名之臣皆罔知此道，謂生財裕國，惟事剝削c蝕，窮錙銖之利生事要功，如桑弘羊之商販，楊炎之兩稅，自謂能盡理財之術，殊不知得財有限而傷民無窮。凡徒知理國之財而不知理民之財，損于下而以益于上，國于是有倉卒乏用之憂矣，民于是有荒歉不給之患矣，終也，民貧而國不支，此非朕之所愿也！”

朱載j并不是要重稅困商，這點不是朱載j的所要的，但是朝廷要發展大明的交通和各種基礎設施，所需要的本錢肯定是從工商稅中出的，張四維等人認為，要向工商業征稅，首先應該使得四民平等，雖然大明對于商賈沒有之前那么的歧視，但是在太祖皇帝的所制定的大誥中仍舊明確說道：“今后諸處有司衙門皂隸、吏員、獄卒，不許用市井之民。”所謂市井之民，就是指商賈。

而且在大明的歷代皇帝中，也多次重申對于商賈的歧視性政策，如在武宗時，就頒布詔令：“禁商販、吏典、仆役、倡優、下賤，皆不許服用貂裘。商賈技藝之家，器皿不許用銀，余與庶民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