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n好歹也是混了這么久的人，要是再沒有長進的，朱載j就得思考練小號的事情了，朱翊n說道：“父皇，工商之稅，前代亦征，而彼輩如此攪擾，恐有他意也，且兒臣觀其籍貫，甚有意思。”

朱翊n直接指出這幾個人的籍貫，伍袁萃，南直隸蘇州府人，安希范，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錢一本，南直隸常州府人；高攀龍，南直隸常州府無錫縣人；其他的鼓吹所謂的關市不征的官員，也大多是南直或者廣州等籍貫的官員，這就很有意思了，這些地方本來就是大明現在經濟最發達的地方，他們本應該很清楚現在富商大賈，身家巨萬的情況，但是他們卻鼓吹所謂的關市不征，他們為誰在鼓吹，其實已經是很清楚了。

為什么這次在朝廷上主張關市不征的官員和主張開征工商稅的官員能夠形成針鋒相對的形勢，其實是朱載j的三途并進的手段產生了效果，在朱載j厲行三途并進之后，雖然南直隸出身的官員在科舉中仍舊可以舉得很好的成績，但是大量北方的官員也可以通過翰林院的考選、科道的考選，進入翰林院和科道，同時一批雖然是舉人出身的官員，但是在地方治績優良，得以直接升任京師的部院司官，他們有著豐富的地方行政經驗，知道工商賦稅對于朝廷和地方官府的重要性，所以他們都是支持朝廷開征工商稅的。

而首輔張四維則是向朱載j上疏闡述商人地位問題，張四維在奏疏中說道：““工固圣王之所欲來，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蓋皆本也，商何負于國也？朝廷賦稅，不取之于商，則未免取之于民，與其取之于民，不若取之于商，然商亦民也！”

而東閣大學士王錫爵也上疏稱：““富商大賈坐牟大利而分文不輸官，若稅之以寬民力，獨不可乎？今富人避賦役而不殖產，并力于市坊以牟利于四方者皆是，若榷之以稍代農征，亦抑末趨本之意也。”

對于現在富商大賈資產千萬的事情，其實朝廷上下早就所有議論了，他們從朝廷的政策中獲取的巨額的利潤，但是卻不愿意繳納相應的賦稅，這是極為不合理的，而且東南的士紳們深度參與商業，這在朝廷也不是什么新聞了，正是在這種情形之下，兩位輔臣相繼站了出來，明確支持開征工商稅。

隨后吏部尚書王國光等一眾部院重臣也上疏朱載j，請求詳定工商賦稅，以均平賦稅，他們認為朝廷應該在賦稅政策上應向以農民為主體的弱勢群體傾斜，不該放縱商賈奪利害民。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