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熊年年立于河中，歲歲飽餐，可是魚群之中絕大多數魚，都不會管落入熊嘴里面的魚是如何的苦痛。
唯有極少數的魚，試圖脫離河流的束縛，躍出水面觀察四周。
崔琰是其中一條。
孔子也是。
斐潛則是另外一條。
若是歷史真的按照孔子所規劃出來的路線，指引的方向去走，華夏會很精彩，很強大，很輝煌的……
孔子說，『有教無類。』
他們表面上都說好，說遵從孔圣人的教誨，然后『有類方教』。
儒教，被漢武帝捧上去了，也就和下面的脫離了，高高在上，飄在云端，卻忘記了孔子當年是坐在樹下，走在鄉野之中，傳授知識道理。
脫離出來的間隙，原本應該是本土教派，道教的生存空間。
但是道教么……
也想要『上進』啊！
道教覺得儒教待著的那塊云彩，原本是屬于道教的啊……
兩家在上面爭，下面光明照耀不到的地方，自然就有黑色或是灰色來填補。
于是乎，才有了佛教興盛。
佛教敏銳的察覺到了歷史上儒教道教在中下層的空白，于是便滲透進來，填補了這個『缺口』……
人類，對于知識的渴求，是一種本能。
對生命本質的探索，心靈的慰藉與內在和平，普世的道德規范，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等，哪一項不是儒教，或是道教，亦或是佛教等的『本義』？
是人類本身需要這些，所以才有了各種『教派』，而不是有什么『神圣』、什么『天帝』閑著無聊玩耍，才有了人類。
就像是皇帝。
先有六國，方有始帝。
先有民眾百姓，才有國家，然后才有皇帝。
對于教派來說，其權威來源于『信仰』，而對于皇帝來說，其權威來源于『公信』……
兩者名稱不同，但是實際上是類似的。
斐潛沒有著急說什么。
崔琰思索了片刻，說道：『胡佛之興……蓋因世道昏亂，黎庶苦厄，故求寄托于來世耳。亦或道家清靜無為，未能慰藉人心，遂使胡教乘虛而入。』
斐潛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先生所見，與某略同……不過……』
斐潛停頓了一下，看了崔琰一眼，說道：『儒教本源于先秦，孔子刪述六經，開私學之先，本有教化萬民之志。然自秦漢一統，儒術為帝王所用，漸成官學。其學日尊，其道日隘。士族壟斷經義，以繁瑣章句為能事，以清談玄虛相標榜，于民生疾苦、國家實利，反是漠然視之。先生僅道家清凈，卻不知這儒學之錮，又是如何分說？』
『這個……』崔琰目光閃動，心頭念轉。
『自董仲舒倡天人三策，儒學遂為帝王術。其時經義本為治世之要，然如今竟成門閥攀附之階。試看太學諸生，萬人誦經，竟為求「師法」「家法」之異同而爭論不休。章句之徒皓首窮經，于《堯典》二字注疏至十余萬，于《禹貢》山地考據至數萬語。這般學問，與販夫走卒何干？與饑寒百姓何益？』斐潛神色漸漸銳利，『更可嘆者，豪族子弟以經學為晉身之階，互相標榜清流，實則結黨營私。彼等終日高談「天人感應」，卻不見餓殍遍野；空論「春秋大義」，竟無視吏治腐敗。如此儒學，已失孔孟濟世之本心，自然難慰百姓疾苦。』
說到此處，斐潛嘆息一聲，『反觀胡僧，雖無精深義理，卻肯躬身行善。設粥棚于災年，施醫藥于疫時，更以輪回之說，給苦難眾生以虛妄之盼。百姓豈辨經義高下？但知誰人施粥治病耳。儒門自縛于經卷，佛門卻行走于阡陌，此消彼長，豈非必然？』
崔琰知道這說的是佛，但是又不是佛。
崔琰思考了片刻，便是快速的說道：『大將軍所甚是。胡佛輪回往生，不過以虛妄之樂誘引愚眾，豈真能解民生之困？』
崔琰輕輕抖了一下衣袖，聲調也似乎因此而有點激昂起來，『儒門縱有流弊，然《周禮》制度，《尚書》載治道，《春秋》明大義，皆實實在在治國安邦之術。豈因章句之徒迂腐，便全盤否定圣人之道？』
停頓了一下，崔琰偷偷瞄了斐潛一眼，壓低了些聲音，『若論蠱惑人心，何止胡佛？昔日五斗米道割據漢中，以符水治病聚眾……更有那太平道以妖惑眾，致天下大亂……此等邪說，較之胡佛尤為不堪是也……』
崔琰是在說道，但是同樣也不是在說道。
『儒門積弊非一日之寒，自黨錮之禍以來，清流之士多遭禁錮。且看今日朝堂，宦官外戚交替專權，正人君子皆避禍于林下……』崔琰微微傾身，似乎在感慨，又像是在表示什么，『冀州名士儒者，如今空懷經世之才，卻不得明主以事啊……』
崔琰嘆息一聲，語氣又是很快的轉成了慷慨，『若得明主振衰起敝，重開白虎觀講經之盛況，使通經致用之士各得其位，以《禹貢》治河渠，以《周禮》整吏治，以《春秋》決獄訟，何須假借胡佛之術安頓民心？若得良材輔弼，修明政教，則百姓自然歸心，何患胡教之蔓延？』
斐潛看著崔琰，似乎從他身上，看到了許多人的影子。
有人說，世家士族的形成，是秦漢帝國體制在歷史實踐中，其內在矛盾與外部社會基礎相互作用后，所產生的一個『意料之外，卻又情理之中』的歷史結果。然后就必然其是在西漢『皇權』指向『官僚』之后埋下的種子。
秦朝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中央集權的官僚帝國，但其粗暴的統治方式使其迅速崩潰。西漢繼承了秦朝的大一統，但是也帶來了一個問題……
一個皇帝，如何有效地統治一個疆域遼闊、人口眾多的帝國？
漢代給出的答案，是依靠一個龐大的官僚系統。
然后怎樣選拔官僚？
察舉制度。
然而，察舉的標準是『道德』和『學問』。
這兩樣東西在農業社會，幾乎必然被壟斷在有產階層，也就是地主階級手中。只有無需從事生產勞動的家庭，才有余力讓子弟讀書、修習儒家經典、積攢名聲。于是，官僚的選拔源頭，就開始向地主階層傾斜。
所以并不是官僚天生傾向于地主，而是在漢代，只有地主才能當官。
而在地主當官之后，為了保持自己本階級的利益，又會傾向于將儒家經典設為做官的重要途徑。經學成為『官學』，研究經學就是研究做官的學問。『經學世家』開始出現，他們通過學術壟斷，進而實現了對官僚選拔環節的隱性控制。
誰家掌握了最權威的經學解釋，誰家的子弟就更容易被察舉。
那個階層，那個類別的子弟在官場上占據了優勢，自然就會將所有的經義，所有的律令都解釋成為有利于自己階層，自己類別的意思……
至于真相……
不是還可以拋開真相不談么？
就像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對不對呢？
對的，但是『經濟基礎』又是什么？
就避而不談了。
權力的資本化和資本的權力化，本身就是合二為一的，不可能單獨談論某個方面，但是就有人可以直說其一，不其二。
就像是崔琰。
秦漢中央集權的官僚制，本意是要打破貴族世襲，實現皇帝對天下的直接統治，也就是編戶齊民。而為了維持這個官僚系統而設計的選拔制度，是在和當時的社會經濟基礎結合之后，結果催生了新的、更穩固的世襲階層。
世家士族。
皇帝本想打造一個聽話的工具，但這個工具卻有了自己的生命和根基，最終反客為主，成為了皇帝的主人。
如此等等，其實也都沒有錯。
但是同樣的，這種理論，也忽略在過程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也就是斐潛和崔琰所說的某一點……
正所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可是現在，斐潛明知道不同，還是要謀上一謀。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