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偉的腰又開始隱隱作痛了。
那是一種從腰椎深處彌漫開來的鈍痛，順著筋脈往下蔓延，像一條無形的繩索，捆縛著他的身體，也絞緊了他的神經。他站在父母家那扇熟悉的暗紅色防盜門前，沒有立刻掏出鑰匙，而是下意識地用手握成拳，抵住后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這幾乎成了他每日午間抵達這里的固定儀式，一種面對漫長“刑期”前的短暫自我安撫。
門內，是他年邁多病的父母；門外，是他疲憊不堪、渴望喘息的中年。
最終，鑰匙還是插進了鎖孔，轉動時發出的“咔噠”聲，在此刻寂靜的樓道里顯得格外刺耳。門開了，一股混雜著陳舊家具、中藥湯劑和某種難以名狀的、屬于衰老與疾病的氣息撲面而來，沉重得幾乎讓人窒息。這就是他的妻子陳瑜口中那“病怏怏的氣息”，每一次吸入，都仿佛在提醒他時光的殘酷和生命力的流逝。
客廳里光線昏暗，厚重的窗簾只拉開了一半。他的母親，蜷縮在靠窗的那張舊沙發上，身上蓋著一條薄毯，聽見動靜，眼皮抬了抬，有氣無力地開口：“偉啊，你來啦……我這心臟不得勁，怦怦亂跳，血壓怕是又低了呢，渾身沒一點力氣啊……”聲音帶著慣常的虛弱和哀怨。
幾乎是同時，從里間臥室傳來父親沙啞而焦躁的聲音：“我腿麻得厲害，像有千萬只螞蟻在啃，渾身難受！這破身子骨！”父親的抱怨更像是某種宣告，宣告著他存在的痛苦，也宣告著這間屋子永無寧日。
李偉沉默地換上拖鞋，走向廚房。母親的“心臟不得勁、血壓低”和父親的“腿麻、渾身難受”，是每日必上演的臺詞，精準得如同設定好的程序。他曾經會焦急地追問，會忙著找血壓計，會試圖安慰，但日復一日的重復，早已將他的關切磨損成一種近乎麻木的沉默。他知道，此刻任何語都是蒼白的，行動是唯一被允許的回應。
廚房的水槽里還堆著早餐用過的碗碟，灶臺上濺著油點。他開始淘米、洗菜，動作熟練卻透著揮之不去的沉重。腰部的疼痛在彎腰時愈發明顯，他不得不時時直起身，用手捶打幾下。這頓午餐，不僅僅是一頓飯，更像是一項必須完成的任務，維系著兩位老人搖搖欲墜的日常，也消耗著他所剩無幾的精力。
他是家里的獨子，是父母理所當然的依靠。自從幾年前父親中風后留下腿腳不便的后遺癥，母親的心臟病和高血壓也日益嚴重，這個家就仿佛一艘不斷漏水的破船，而他，是那個手忙腳亂、試圖堵住每一個漏洞的水手。妻子陳瑜一周也會抽空過來幾次，幫忙采購生活用品，打掃衛生，但主力始終是他。每天雷打不動地中午過來做飯、收拾房間，下午處理完雜事再回自己家，晚上則要隨時準備接聽父母那頭的“緊急電話”。
這種生活，像一張無形而致密的網，將他牢牢困住，動彈不得。他感覺自己的人生仿佛被按下了暫停鍵，不，甚至是倒帶鍵，重新被拖回了原生家庭的漩渦中心，而屬于他自己的小家、事業、乃至個人喜好，都不得不退居其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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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伺候父母的人，內心其實是憤怒的。”
晚上，回到自己那間終于可以短暫透口氣的家里，陳瑜把手機遞到李偉面前，屏幕上是她剛剛讀過的一篇文章。李偉掃了一眼標題，沒說話，只是疲憊地靠在沙發上，閉上了眼睛。
陳瑜在他身邊坐下，聲音里帶著心疼和理解：“我覺得這話說得太對了。也真夠難為你的……你看看你最近，腰疼沒好，情緒也越來越差，一點小事就上火。”
李偉依舊閉著眼，眉頭卻緊緊鎖在一起。憤怒？他不敢細想這個詞。那是一種被道德和親情緊緊包裹、因而顯得格外禁忌的情緒。他怎么能對生養自己的父母憤怒？可是，那種無處宣泄的煩躁、那種被無盡索取后的空虛、那種看著生命活力被一點點耗盡的窒息感，又真實地灼燒著他的五臟六腑。
他想起父母對待降壓藥的混亂方式，那簡直是懸在他們頭頂，也懸在他心頭的一把利劍。醫生明明開了長效降壓藥，叮囑每天定時服用即可。可母親偏不，吃完藥不到一小時，就一遍遍焦急地測量血壓，看到數值沒有立刻降到理想范圍，便驚慌失措，又翻出短效的、藥性更厲害的降壓藥加服。結果常常是把血壓降得過低，導致頭暈、乏力，甚至有一次險些暈厥，嚇得她和父親一起哆哆嗦嗦，電話連環催命似的打給他。他和陳瑜不得不火急火燎地請附近診所的醫生上門處理。幾次三番，驚心動魄。他反復解釋、勸說，甚至把用藥說明寫在紙上貼在藥盒上，都無濟于事。那種面對固執與無序時的無力感，幾乎要將他逼瘋。
“亂吃降壓藥，是真會出人命的啊！”陳瑜嘆息道，“好幾次都差點送醫院，想想都后怕。偉，我覺得……真到了該考慮送養老院的時候了。”
這句話，像一塊石頭投入了死水，在李偉心中激起劇烈的波瀾。他猛地睜開眼。
養老院？這個念頭，并非沒有在他腦海里出現過。尤其是在被父母的病痛反復折磨，在被保姆問題搞得焦頭爛額之后。他們不是沒嘗試過請人幫忙，前前后后雇過四五個保姆，短的干了幾天，長的也不過兩三個月。不是被父母各種挑剔、難以相處而主動“攆跑”，就是保姆自己受不了那種壓抑和瑣碎，“撂挑子”不干了。每一次保姆更迭，都意味著新一輪的尋找、適應和矛盾，最終，擔子還是落回他身上。
“不必等把人都拖垮吧？”陳瑜的聲音將他從回憶里拉回，“你再這樣下去，身體先垮了。而且，這也太綁人了，你哪兒也去不了，我們連想一起出去短途旅行一趟都成了奢望。下午剛回家，電話就響個不停，是‘連環call’！”
陳瑜頓了頓，壓低了聲音，提到另一個現實的問題：“另外，爸媽現在住的這套房子，樓層、戶型都好，學區也不錯，現在賣了還能值倆錢。可再過幾年，房市怎么樣誰說得準？到時候，需要用錢的地方更多……”
這些道理，李偉何嘗不懂。他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疲憊，不僅是身體上的，更是精神上的。他被夾在孝道、責任、現實壓力和自我需求之間，左右為難，喘不過氣。
他沉默了許久，才啞著嗓子，帶著一種近乎懦弱的逃避，對妻子說：“送養老院的事……我可不敢說，我爹得罵死我！他那脾氣……要說，你去說。”
陳瑜愣了一下，隨即一股委屈和不滿涌了上來。她理解丈夫的難處，但這種被推出去當“擋箭牌”的感覺并不好受。她脫口而出，帶著一絲反擊的意味：“你咋不把你90歲的媽送養老院啊？”話一出口，她有些后悔，但這也是橫在她心里的一根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