廚房里的水龍頭滴滴答答響著，陳薇第三次擰緊后，水流聲依然頑固地穿透清晨的寂靜。她盯著不銹鋼水槽里殘留的蘋果皮，那些細長的螺旋狀果皮散亂堆疊，像某種枯萎的藤蔓植物。

“薇薇，我的水果呢？”

客廳傳來周明的聲音，一如既往的平穩，甚至帶著一絲理所當然的期待。

陳薇的手指關節微微發白，她深吸一口氣，將最后一塊蘋果切成均勻的小塊，插上牙簽，擺進那只印著“世界最佳丈夫”的瓷盤――那是三年前她心血來潮買的，如今看來諷刺至極。

“來了。”她的聲音比預期中平靜。

周明半躺在沙發上看手機，眼睛甚至沒有從屏幕上移開，只是伸出手。陳薇將盤子放在他手邊的茶幾上，瓷盤與玻璃碰撞發出清脆聲響。

“這么響做什么？”周明終于抬頭，瞥了她一眼，“你就是我家的奴隸，知不知道？”

他說這話時帶著那種似笑非笑的表情，眼睛里閃爍著一種陳薇花了五年婚姻才讀懂的光芒――那不是玩笑，而是測試，是確認自己統治地位的試探。

“奴隸也要有工資的。”陳薇聽見自己這樣說，聲音里沒有波瀾。

周明愣了一下，隨后大笑起來：“喲，今天有脾氣了？快去把陽臺的衣服收了，要下雨了。”

陳薇轉身走向陽臺，指甲深深掐進掌心。窗外天色確實陰沉下來，遠處傳來悶雷聲。她機械地收著衣服，腦子里卻回放著昨天社區工作會議上自己的發――條理清晰，引經據典，在場領導頻頻點頭。她是社區最年輕的副主任，轄區五個小區的業主群都存著她的號碼，有事情他們找的不是物業，是“陳主任”。

可回到這里，她是“奴隸”。

“媽媽！”

五歲的女兒婷婷跑過來抱住她的腿，小臉上沾著顏料。陳薇蹲下身，用拇指輕輕擦去女兒臉頰的藍色水彩：“又和奶奶畫畫了？”

“奶奶教我畫向日葵！”婷婷眼睛亮晶晶的，“爸爸說周末帶我去游樂場，真的嗎？”

陳薇頓了頓：“爸爸這么說的？”

“嗯！拉鉤了！”

陳薇望向客廳，周明正對著手機屏幕笑，大概是刷到了什么有趣的視頻。他沒有和自己商量，又一次單方面承諾。上周他才說這個周末要參加輪滑俱樂部的集訓，為下個月的省際比賽做準備。

“媽媽，你不開心嗎？”婷婷敏感地察覺到了什么。

“沒有，寶貝。”陳薇抱起女兒，“媽媽只是在想事情。”

婆婆從廚房走出來，手里端著一碗剛燉好的雞蛋羹：“薇薇，我給你燉了點雞蛋，最近看你臉色不好。”婆婆聲音溫和，帶著鄉下人特有的質樸關懷。

“謝謝媽。”陳薇接過碗，熱氣模糊了她的眼鏡片，“您帶孩子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婆婆擺擺手，“倒是你，工作家里兩頭忙，我看明明天天閑著，也不多幫幫你。”

陳薇沒有接話。她曾經試圖讓周明分擔家務，得到的回應是：“我工作一天夠累了，這些本來就是女人該做的事。”那時候她掙得還沒他多，在商場做會計，每月四千二，比他少兩千。周明是中學體育老師，工作穩定，有寒暑假，確實有更多時間發展愛好――輪滑、登山、釣魚，他的生活豐富多彩。

而她呢？上班，下班，做飯，打掃，帶孩子。即使后來她考進社區，工資慢慢漲上來，甚至利用業余時間考了社工證，開始承接一些社區心理輔導的小項目，家里的模式依然如故。

轉變發生在兩年前，社區對面那家花店轉讓。陳薇猶豫了一周，用自己攢的八萬塊錢和母親支援的五萬，盤下了店面。周明當時反對：“你已經有穩定工作了，開什么店？賠了怎么辦？”

“賠了算我的。”陳薇記得自己當時這樣說，聲音很輕，但異常堅定。

花店取名“薇光”，她每天六點起床，先去店里打理一小時，再趕去社區上班。午休時間回去照看，晚上下班后繼續忙到九點。婆婆幫忙接孩子，母親時不時塞錢過來――“你們剛起步，壓力大”。周明呢？他說：“你自己選的路，別指望我幫忙。”

第一年勉強保本，第二年她調整策略，增加綠植租擺業務，對接了幾家小公司和兩個小區的物業，生意漸漸好轉。如今店里每月凈利潤八千打底，加上社區工資三千，稅后一萬二左右。而周明，體育老師，工資條上的數字六年如一日：六千三。

經濟地位的變化沒有立即改變家庭權力結構，但卻在陳薇心里種下了一顆種子。她開始注意到一些以前忽略的細節：周明如何在她表達不同意見時皺眉；如何在她說想買某件衣服時說“不適合你”；如何在她說想報名參加一個社區治理培訓時說“有什么用”。

最刺痛的一次，是她母親生日，她想買一條一千多的珍珠項鏈。周明說：“沒必要，你媽又不講究這些。”可她明明看到上周他給自己母親買了一件八百多的羽絨服，眼都沒眨。

那天晚上，陳薇對著浴室鏡子看了很久。鏡中的女人三十一歲，眼角有了細紋，頭發因為疏于打理而干枯毛躁，身上穿著三年前的居家服，袖口已經起球。她突然想起大學時的自己，演講比賽一等獎，辯論隊最佳辯手，穿著高跟鞋在舞臺上閃閃發光的樣子。

“你把自己弄丟了。”鏡中的女人對她說。

轉變是緩慢而堅定的。陳薇不再詢問周明“晚上想吃什么”，而是直接做自己和女兒喜歡的菜。周明抱怨了幾次，她平靜地說：“不喜歡可以自己做。”第一次這么說時，周明愣住了，隨后摔門而去。

沖突爆發在一個周三晚上。周明輪滑訓練回來，滿身是汗，把臟衣服隨意扔在剛拖干凈的地板上。

“撿起來。”陳薇說。

“什么？”周明以為自己聽錯了。

“我說，把你的臟衣服撿起來，放到洗衣籃里。”陳薇放下手中的書，抬頭看他。

周明笑了，那種熟悉的、似笑非笑的表情：“你今天吃錯藥了？”

“沒有。”陳薇站起身，她的身高只有一米六，比周明矮十五公分，但此刻她的姿態卻有種不容置疑的力量，“這是我家，我拖的地，我不想看到臟衣服隨便扔。”

“你家？”周明提高了音量，“房產證上寫的是我們兩個人的名字！”

“首付是我爸媽出的三十萬，月供這三年大半是我在還。”陳薇的聲音依然平靜，“需要我拿出銀行流水嗎？”

周明的臉漲紅了。他嘴巴張開又合上，幾次想說什么，最終只是彎腰撿起了衣服，重重摔進洗衣籃。

那一晚，陳薇嘗到了一種陌生的快感――不是喜悅，而是一種冰冷的、鋒利的、帶著刺痛感的確定：他并非不可戰勝。

接下來的幾個月，家庭成了一個無聲的戰場。周明指責陳薇不再關心家庭，她回應：“我關心的方式變了。”周明抱怨她不再溫柔體貼，她說：“溫柔是相互的。”

陳薇開始刻意打擊周明的自信――在他做錯小事時。有一次周明修衛生間的水龍頭，弄得滿屋是水也沒修好。陳薇沒有像以前那樣安慰說“沒關系”，而是說：“連這點小事都做不好，還總覺得自己多了不起。”

周明想反駁，但笨嘴拙舌的他找不到合適的詞，只是瞪著眼睛，臉憋得通紅。

“我說錯了嗎？”陳薇追問，“你月薪六千，我月薪一萬二；你媽在這帶孩子，我媽出錢補貼；你下班就知道玩輪滑，我下班還要去店里。你告訴我，你有什么資格對我指手畫腳？”

這些話像刀子，一刀刀削去周明身上的某種東西。他變得沉默，回家后更多時間待在書房，或者干脆去訓練到很晚。陳薇起初感到一陣輕松，但很快，這種輕松被一種更復雜的情緒取代――那是勝利的空虛，混雜著一絲不安。

婆婆察覺到了變化，小心翼翼地問：“薇薇，你和明明是不是鬧矛盾了？”

“沒有，媽。”陳薇擠出一個笑容，“夫妻哪有不吵架的。”

老人嘆了口氣：“明明這孩子，從小被他爸寵壞了，大男子主義。你別往心里去，多讓讓他。”

讓。這個字在陳薇舌尖打轉，最終咽了回去。她已經讓了五年，讓出了自己的喜好，自己的時間，甚至一部分自我。現在她不想再讓了。

真正的對決發生在周明宣布要參加外省輪滑比賽的那個晚上。他興致勃勃地攤開計劃表：“這次比賽很重要，俱樂部推薦我去的。賽前需要封閉訓練一周，加上比賽三天，來回大概十天。”

陳薇正在核算店里的月度報表，頭也沒抬：“什么時候？”

“下個月8號到18號。”

“婷婷下個月12號幼兒園開放日，要求父母至少一方參加。”

周明頓了一下：“那你參加一下不就行了？”

“我14號要帶社區舞蹈隊去市里比賽，我是領隊。”

“那你調整一下時間。”

陳薇終于抬起頭：“周明，婷婷五歲了，你參加過幾次家長會？三次？四次？每次都說有事。你媽高血壓上周去醫院，是我陪的。家里空調壞了，是我找人修的。現在你要為了一個輪滑比賽，十天不著家，你覺得合適嗎？”

“這是我的愛好！我有追求自己愛好的權利！”周明聲音大了起來。

“愛好？”陳薇放下手中的筆，“你把愛好當成生活重心的時候，有沒有想過自己是兩個孩子的父親？有沒有想過這個家需要你承擔的責任？”

“我怎么沒承擔了？我工資不是都交給你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