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墨子·法儀》

君實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墨子·辭過-->>》

天下之亂，若禽獸然。——《墨子·尚同上》

圣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墨子·兼愛上》

此仁者之為天下度也，既若此矣。——《墨子·節葬下》

必稱天下。《墨子》全書諸篇，找不出天下字眼的，沒有；而且都是提綱挈領、萬語歸宗之語。如果說天下在墨子的表述中，多少有些抽象、空泛，那落實到現實、具體層面，這第一層，就是國家。

《非攻》主要出于國家的考慮，自不待。《七患》開宗明義，“國有七患”。《尚賢》：“是在王公大人為政于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眾，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節用》開篇語：“圣人為政一國，一國可倍也。”《尚同》雖以天下為論述目標，卻以國家為天下之實際構成，“以天下為博大……故畫分萬國”。即使是“無差等”（荀子語）的兼愛，也以國家為立足點之一，所謂“視人國若己國”。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墨子，首先是個以天下為己任者。其次，是個泛國家主義者（既非魯國主義者，也非宋國主義者），百姓人民，排在天下、國家的后面。墨子“三表”說之一，“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國家、百姓、人民依次并列，——順帶說明一下，先秦時所謂百姓，不同于今日，“是貴族的通稱”（見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第139頁），春秋戰國之際，百姓逐漸庶民（人民）化，但區別仍在——正是墨子思想的客觀反映。

不僅如此，下面這些觀點，從另一面顯示了墨子的政治傾向：

“自貴且智者為政乎愚且賤者，則治；自愚且賤者為政乎貴且智者，則亂。”（《墨子·尚賢中》）

“賢人唯毋得明君而事之，竭四肢之力以任君之事，終身不倦。若有美善則歸之上，是以美善在上，而所怨謗在下，寧樂在君，憂戚在臣。”（《墨子·尚賢中》）

“義不從愚且賤者出，必自貴且智者出……夫愚且賤者，不得為政乎貴且智者，貴且智者，然后得為政乎愚且賤者。”（《墨子·天志中》）

“義者，正也。……然而正者，無自下正上者，必自上正下。”（《墨子·天志下》）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鄉長之所是，必皆是之；鄉長之所非，必皆非之。”“國君之所是，必皆是之；國君之所非，必皆非之。”“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是以國治也。”（《墨子·尚同上》）

持這些主張的墨子，能是底層民眾和被統治階級的代表嗎？恐怕比統治階級代表所說，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以，墨子的思想，沒有，也不可能有明確、清晰的階級意識，階級意識充其量含含糊糊包含在天下、國家與所謂道義之中。墨子的語之間，既沒有特別偏向王公大人，也沒有特別偏向百姓人民。墨子只是按照自定的義與非義的標準，有一說一，有二說二；有好說好，有壞說壞。這么講，并非要否認墨子思想的人民性。侯外廬先生在《中國思想通史》中說：墨子所舉以說明原則的，恰當孔子所說的小人的小知，恰當子路所謂之民人社稷；墨子的知識對象，是國民領域的農、工、商。這是個非常好的判斷和說法，也正是墨子思想的人民性所在。人民，或者說底層民眾的利益關切，是墨子思想的動因之一，也是墨子全部理想所期待的果實之一。

但是，不管本意如何，墨子那些旗幟鮮明的主張，那些主張所依據和針對的殘酷現實，以及若能兌現的客觀結果，顯然具有傾向性。它們是人民痛苦的呻吟、現實丑陋的閃電和山雨隨時欲來的風暴源。

這與其說是墨子的意圖，不如說是社會本身的壓力和逼迫。無論是暴力侵奪（非攻并非僅指戰爭而，一切不公平的暴力侵害、掠奪，都是非攻的范圍和對象），還是公然、霸道的政治，社會的不平等，上層社會令人瞠目結舌、難以想象的驕奢淫逸、聲色犬馬，跟底層民眾的入不敷出、朝不保夕，無時不是一幅尖銳、刺激的對照畫。墨子本人，也許從未想過要發動人民，抗擊暴政，甚至有可能會站到另一面，但墨子的這些主張和論，就像一堆沒有引線的火藥，隨時會被引爆。

“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墨子·非樂上》）這句話，凝聚了一股怒吼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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