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如濃墨般化不開，將利蘭·斯坦福位于薩克拉門托的豪華辦公室籠罩在一片沉寂之中。

距離那場幾乎燒毀薩克拉門托鐵路工業區的大火已過去數月，但其引發的震蕩與余波，仍在太平洋鐵路公司這艘巨輪的深處隱隱發酵。

斯坦福獨自一人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手中端著一杯威士忌，目光深邃地投向窗外那片被無數燈火點綴的城市夜景。

薩克拉門托，這座在淘金熱的浪潮中迅速崛起的加州首府，此刻在他眼中，既像一頭匍匐在黑暗中的巨獸，充滿了未知的危險與機遇，又像一盤尚未終局的棋，每一個落子都可能改變整個戰局。

自工業區那場大火之后，公司內部的反對聲浪一度甚囂塵上。

他不得不承認，那個名叫陳九的華人頭領，以及他手下那群悍不畏死的亡命之徒，確實給他帶來了不小的麻煩，甚至一度打亂了他的全盤計劃。

為了維持內部的穩定，為了安撫那些各懷鬼胎的股東，他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甚至選擇與陳九進行了一場秘密的、不為人知的談判，默許了那份看似荒謬的“合作協議”。

用他的退讓換取暫時的平靜，以及……那些該死的賬簿。

這份妥協，在他那些高傲的同僚眼中，無異于奇恥大辱。

尤其是查爾斯·克羅克，那個負責鐵路建設的家伙，更是將所有的責任都歸咎于斯坦福的“軟弱”與“失策”。

克羅克在董事會上咆哮著，唾沫星子幾乎噴到斯坦福的臉上，揚要動用一切力量，將那些縱火的華人暴徒碎尸萬段。

斯坦福只是冷冷地看著他表演。

他太了解克羅克了。此人背地里搞了許多小動作，只看得到眼前的損失與仇恨，卻看不到更深層次的危機與轉機。

克羅克在鐵路建設初期，憑借其強悍的組織能力和對華工的殘酷壓榨，確實為公司立下了汗馬功勞。但隨著鐵路的貫通，帝國的建成，克羅克這種“監工頭子”，其價值已然大打折扣。

更重要的是，克羅克那貪婪無度、肆無忌憚的行事風格，早已在公司內外樹敵無數，甚至引起了華盛頓那些政客們的警覺。

1870年，雖然橫貫大陸鐵路已通車大半年，但鐵路公司內部的財務問題、與zhengfu的土地和貸款糾紛、以及公眾對于其壟斷地位和建造過程中黑幕的質疑，正逐漸浮出水面。

克羅克作為“四大巨頭”中主管建設、與勞工和承包商直接打交道最多的一員，其粗暴的管理方式和在財務上的某些不透明操作，很容易成為攻擊的靶子。

工業區的大火，不過是一個導火索，一個讓斯坦福得以“名正順”地削弱克羅克權力的契機。

他利用了這次危機，在迅速擺平陳九，暗示自己已經拿到賬本，并且割讓許多利益之后，以“管理失察”、“應對不力”為由，一步步蠶食克羅克的權力，最終成功地將這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建設總監”在工業區重建之中的影響力大大削弱，迫使其將更多精力轉回到他那些私人承包的、與鐵路公司有著千絲萬縷聯系的建筑公司上。

這并非完全將克羅克“踢出去”，因為克羅克在鐵路建設上的經驗和人脈依然重要，但其在公司核心決策中的話語權無疑受到了極大的限制。

當然，這場內部權力的再平衡并非沒有代價。

為了換取其他股東，還有亨廷頓與霍普金斯的支持，斯坦福也不得不“割肉飼虎”。

他默許了亨廷頓在東海岸更為激進的融資計劃。

那些通過關聯公司層層控股、發行高息債券的冒險舉動，雖然能解公司燃眉之急，卻也埋下了更深的隱患。

他還同意了霍普金斯提出的在新支線建設中進一步壓縮成本的方案，這意味著可能要再次犧牲工程質量，或是……進一步壓榨那些僅存的、尚在鐵路系統內從事維護和修建工作的勞工利益。

現如今，鐵路公司面臨著巨大的債務壓力，亨廷頓正竭力在東部和歐洲市場為公司籌款，而霍普金斯則以其著名的“節儉”嚴格控制著公司的每一筆開支。

這些讓步，如同在他心頭剜下了一塊塊血淋淋的肉，讓他感到陣陣刺痛。但斯坦福的臉上，卻看不出絲毫的沮喪與不甘。他將杯中的威士忌一飲而盡，辛辣的酒液灼燒著他的喉嚨，卻也點燃了他眼底更深沉的火焰。

他從來不是一個輕易認輸的人。

這些暫時割讓出去的利益，這些看似屈辱的妥協，都不過是他宏大棋局中的一步閑棋冷子。

用不了多久，這些失去的，都會以另一種方式，加倍地回到他的手中。

窗外的燈火漸漸稀疏，城市的喧囂也沉寂下來。

斯坦福踱步回到那張巨大的辦公桌后，緩緩坐下。

桌面上，攤開著一張巨大的加利福尼亞州地圖。

密密麻麻的紅藍鉛筆線條，勾勒出中央太平洋鐵路已經建成和正在規劃的龐大網絡。那些線條，如同一條條貪婪的巨蟒，盤踞在這片廣袤的土地上，吞噬著沿途的財富與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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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的手指，輕輕拂過地圖上那些代表著土地贈予權的色塊。根據1862年和1864年的《太平洋鐵路法案》，中央太平洋鐵路公司每修建一英里鐵路，便能獲得鐵路沿線兩側各十個區段（每區段640英畝）的土地所有權，以及根據地形難度不同（平原、山地、高原）每英里1.6萬至4.8萬美-->>元不等的zhengfu貸款，三十年期，年息6%。

這些土地，在許多人眼中，不過是些貧瘠的荒漠與崎嶇的山地。但在斯坦福眼中，它們卻是尚未雕琢的璞玉，是未來財富帝國的基石。

他早已開始布局。

他計劃通過控股公司，以極低的價格從鐵路公司手中“購買”這些土地，再利用鐵路帶來的交通便利，將這些荒地逐步開發成灌溉農田、葡萄園、牧場、市鎮，甚至新的工業區。

他要吸引更多的移民來到西部，來到加利福尼亞。

他們帶來的不僅僅是勞動力，更是消費力，是城市發展的活力。他甚至已經在帕羅奧圖地區購買了大片土地，開始經營他的帕羅奧圖馬場（paloaltostockfarm），培育良種賽馬，并規劃著未來更宏大的藍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