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春的上海虹橋機場，清晨的風裹著梧桐新葉的清香。

候機廳的穹頂下，二十幾個年輕人穿著洗得發白的中山裝，胸前別著燙金的“新中國金融干部出國培訓團”徽章。

手里攥著磨得起球的公文包——包里裝著《貨幣銀行學》課本、沈逸風的手寫勉勵信，還有一沓疊得方方正正的家書。

沈逸風站在臨時搭建的送別臺上，西裝外套的領口別著枚小小的“聯合銀行”徽章。

他望著臺下躍躍欲試的臉，聲音像浸了春陽：“你們不是去‘開眼界’，是去給新中國的金融‘取活經’——”

“華爾街的電子記賬怎么跑贏手工賬？倫敦的外匯風險怎么控？蘇黎世的跨境清算怎么快？”

“這些東西，我們要學深吃透，變成自己的‘金剛鉆’！”

人群里，戴圓框眼鏡的林浩攥著發稿往前擠了擠，聲音里帶著點顫：“沈行長，我是從邢臺農村出來的，當年信用社教我用算盤算貸款。”

“現在我去華爾街，要學最先進的電子系統——等我回來，要讓村口的信貸員也能用上‘鐵算盤’！”

周圍響起笑聲，沈逸風走過去，拍了拍他肩膀：“我等著那一天——”

“到時候，邢臺的小麥貸款能當天到賬，農民不用再蹲在信用社門口等信兒！”

半年后，紐約華爾街的夕陽把摩根大通的玻璃幕墻染成金紅色。

林浩抱著厚厚一摞筆記本，站在大樓前的噴泉邊。

筆記本里的紙頁寫滿了英文批注：“electronicledgersystem（電子記賬系統）——核心是‘實時同步’，杜絕手工誤差”

“riskmanagement——不是‘堵’，是用數據預判‘漏’”

“swiftwork——跨境支付的‘高速公路’，能讓上海的紡織品貨款三天到倫敦”。

他的導師、摩根大通副總裁布朗先生遞來一杯咖啡：“林，你昨天問的‘開放與監管的平衡’，我給你找了份1933年《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的原始手稿——”

“你們的優勢是，有新中國的發展剛需，有老百姓的信任，這是我們華爾街沒有的‘底氣’。”

林浩翻開筆記本，在空白頁畫了顆五角星：“我記著呢，布朗先生——學技術，更要守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