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秋末的山風裹著寒意，吹得皖南績溪的竹林沙沙響。

績溪信用社的老會計李伯蹲在門檻上，手指無意識地摩挲著抽屜里最后幾張皺巴巴的存單。

柜臺外，王嬸攥著破棉襖的袖口，聲音帶著哭腔：“李伯，我家娃燒得直說胡話，藥鋪說要現錢——可您這兒連憑證都快發完了……”

李伯嘆了口氣，指了指墻上的“暫停營業”告示：“昨天剛把最后兩沓存單用完，縣里調的鈔票還沒到……”

這時，門外傳來竹扁擔吱呀的聲響。

沈逸風戴著頂洗得發白的藍布帽，挑著副藥箱跨進來，褲腳沾著泥：“李伯，我來取點常用藥。”

李伯抬頭，愣了愣，隨即紅了眼眶：“沈行長！您咋扮成這樣……”

當晚，信用社的煤油燈亮到后半夜。

沈逸風攤開一張舊報紙，用剪刀裁成巴掌大的紙片：“就用這個印臨時憑證——蓋信用社的章，寫上金額和日期。老鄉拿這個買藥、買糧，先應應急。”

李伯攥著裁好的紙片，手直抖：“這……要是被查了……”

“查什么？”沈逸風蘸了蘸印泥，在紙片上蓋下“績溪信用社臨時業務章”。

“老鄉要的是救命錢，不是紙片子上的名頭。我們先保命，再講規矩。”

三天后，山路上響起吱呀的獨輪車聲。

沈逸風裹著件灰布衫，坐在車轅上。車斗里堆著草藥和布料，底下藏著用舊報紙印的“應急憑證”——每張都蓋著鮮紅的信用社章，金額從五角到五塊不等。

“沈行長，前面是斷崖路。”車夫老周喊。

“停！”沈逸風跳下車，掀開車斗的油布，“把這些憑證分給沿途的信用社。告訴他們，這是‘流動錢’，能換藥、換糧，等縣里的鈔票到了再兌回去。”

同一時刻，上海郊區的舊倉庫里，印刷機的“噠噠”聲輕得像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