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冬末的上海，梧桐葉還凝著霜，一份加急電報送進聯合銀行總行。

沈逸風捏著電文，指尖因用力泛白——四人幫倒臺的消息，像一把鑰匙，打開了他壓在心底好幾年的“金融春天”藍圖。

他立刻召集核心團隊：“通知所有人，今晚加班。我們要準備迎接，一個不一樣的時代。”

深夜的總行會議室，暖氣管道嗡嗡作響。

長條桌上攤著十幾份油印資料：有美國花旗銀行的零售業務手冊（從外貿渠道輾轉獲得），有日本戰后金融改革的剪報，還有沈逸風讓人翻譯的《西方商業銀行管理概論》。

政策研究員小周推了推眼鏡：“沈行長，這些資料里說，國外銀行開始做‘個人儲蓄’‘消費信貸’，咱們要不要試試？”

“不是試試。”沈逸風的手指在地圖上“上海”二字上畫了個圈，“咱們要準備的是，把被壓抑了十年的金融活力，釋放出來。”

老經濟學家陳默扶了扶眼鏡，翻開自己的筆記本：“我算了筆賬，要是恢復銀行的自主定價權，光是工商信貸的利率調整，就能激活一批中小企業的生產。但……得先解決‘政企不分’的問題。”

“對。”沈逸風拿起鋼筆，在“上海陸家嘴”的位置畫了個星號，“我打算先在上海試點——成立專門的‘金融改革調研小組’，盯著企業融資需求，盯著老百姓的儲蓄意愿。等時機到了，咱們就能拿出一份‘接地氣’的改革方案。”

總行三樓的政策研究室，燈光亮了整宿。

年輕干部小吳趴在桌上，鋼筆尖在稿紙上劃得飛快，寫的是《關于恢復銀行商業屬性的初步設想》。

旁邊，資料管理員老周端來一杯熱咖啡，杯壁上凝著水珠：“小吳，歇會兒吧。沈行長說，這份方案要‘既要敢想，又要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