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夏末的日內瓦，wto談判代表團駐地的梧桐葉間漏下碎金般的陽光。

沈逸風坐在中方金融談判組的首席位上，指尖抵著桌面的《金融服務貿易承諾減讓表》——紙頁邊緣被他磨出了淺痕，每一條條款都浸著半個月來的推敲。

對面，美國談判代表杰克·特納的鋼筆尖懸在“外資銀行持股上限”那行，語氣帶著試探：“沈先生，美方希望中國在入世一年內放開外資銀行控股境內銀行的限制，這符合‘國民待遇’原則吧？”

會議室里的空氣驟然凝住。

沈逸風抬眼，目光掃過中方隊友——銀監會副主席老周攥著筆記本，指節泛白；證監會國際部主任林慧的筆尖在“證券市場開放”條款下畫了道線，都在等他的回應。

“杰克先生，‘國民待遇’不是‘一刀切’。”他開口，聲音像浸了日內瓦湖的水，沉而清，“中國可以承諾：入世后三年內，允許外資銀行設立同城營業網點、開展人民幣零售業務；五年內，逐步放寬外資持股上限至49%。但我們也希望美方同步開放——允許中國券商在紐約設立代表處、開展跨境投行業務，允許中國基金進入美國資本市場。”

杰克的眉毛挑了挑：“這是‘交換’？”

“是‘對等’。”沈逸風翻開減讓表的附件，“金融開放從來不是‘單行道’。我們引進外資的先進管理，是要補自己的‘短板’；我們走出去，是要讓中國的金融機構學會‘用國際規則玩國際游戲’。就像學游泳，得先在淺水區練會換氣，再去深水區搏浪。”

談判結束時已是深夜，沈逸風立刻撥通了國內視頻會議。

屏幕里，聯合銀行行長陳默的背景是總行剛改造的“國際業務部”：“沈行長，我們修訂了《外資銀行合作風控指引》，要求參股外資銀行提交三年審計報告，還請了畢馬威做‘反xiqian系統升級’——下周就能上線。”

證監會下屬的國泰基金總經理周明接著說：“qfii（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的產品方案剛通過初審，我們加了‘中國概念股’的配置模塊，還培訓了十名雙語客戶經理——專門對接外資機構的調研需求。”

沈逸風看著屏幕里一張張熟悉的臉，嘴角揚起：“大家把‘準備’做扎實了，我就放心。入世不是‘引狼入室’，是‘請老師上門’——外資機構有國際網絡、有產品創新，但我們的根扎在中國：懂長三角的制造業、懂珠三角的外貿企業、懂老百姓的理財需求。這是我們的‘護城河’，誰也搶不走。”

同一天，上海陸家嘴的聯合銀行總行，一場“外資業務應對實戰演練”正在進行。

培訓室的投影儀上，播放著花旗銀行的“客戶分層服務”案例：“外資銀行會把客戶分成‘私人銀行’‘財富管理’‘中小企業’三類，用定制化產品綁定——比如給私人銀行客戶提供家族信托，給中小企業提供‘供應鏈+外匯’組合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