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41年夏，初伏。

浙江桐廬的深山里，蟬鳴把暑氣蒸得愈發濃稠。

林晚清的車停在清溪村口的老樟樹下，剛推開車門，村主任周伯就攥著草帽迎上來，臉上的皺紋擰成一團：

“晚清，你可算回來了！快，跟我去信用社，那筆‘教育基金’，出事了！”

林晚清心頭一沉。

她這次回鄉，本是想趁暑假陪陪父母，順便看看村里的新變化。

她記憶里的清溪村，是童年奔跑過的青石板路，是祠堂里飄出的油紙傘墨香。

可現在，周伯眼中的焦灼，像一根刺扎進她心里。

村里的信用社，設在老祠堂的偏廳。

褪色的“普惠金融試點”照片還掛在墻上，照片里，二十出頭的沈逸風穿著信貸員的制服，正蹲在門檻上給村民講解貸款政策。

如今，這里卻彌漫著一股陳腐的霉味。

信用社的老會計李叔戴著老花鏡，從一個鐵皮柜里抱出一摞泛黃的賬本。

賬頁上，墨跡早已暈開，卻還留著當年的工整。

“問題出在這筆‘鄉村教育振興基金’上。”李叔用鑷子夾起一張憑證，

“去年底，一筆五百萬的款項打到我們賬上，說是用于改善村小教學條件。

可錢一到，信用社的風控就突然嚴了，農戶的小額信用貸批不下來，說是‘系統升級，審核從嚴’。”

林晚清翻開賬本，一筆筆核對。

果然，自那筆基金到賬后，村里的貸款通過率從八成驟降到不足三成。

許多急需周轉的茶農、竹編匠，手里的訂單眼睜睜看著黃了。

“那個派來對接的‘支教老師’呢？”林晚清問。

“說是有事回去了。”周伯氣得直拍大腿，

“走之前還笑著說，感謝我們配合‘規范管理’，讓資金‘更安全地流向教育’。”

林晚清回到村里的民宿，立刻接入隨身攜帶的加密終端。

她將“支教老師”的身份信息和高橋健司的海外關系網進行交叉比對。

屏幕上的數據線像蛛網般蔓延，最終在一個不起眼的節點上，鎖定了目標。

那個笑容可掬的“支教老師”，其真實身份是高橋健司的遠房表弟。

而那筆“鄉村教育基金”，正是通過之前被查封的地下錢莊，幾經輾轉洗白后注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