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六年驚蟄，我站在天機工坊的鍛鐵臺前，看火星濺落在新鑄的“民生監察使”腰牌上。青銅模具刻著麥穗與齒輪交織的紋章，這是我親手設計的徽記，此刻正被匠人敲打成三千六百枚腰牌——每個州縣三枚，農人、匠人、商人各執其一。袖中神經接駁筆的殘片突然發燙，在掌心烙下一道淡藍印記，與模具上的紋路詭異地重合。

“長公主，應天知府送來急報！”翠玉掀開棉簾，寒風卷著細雪撲進鍛鐵坊，她鬢角的銀飾沾著冰晶，“江南士族聯名罷市，說‘累進稅’是‘與民爭利’，蘇州織造局的織工已停工三日！”

我握緊尚未冷卻的腰牌，青銅的溫熱混著殘片的灼痛：“去把《商稅則例》抄本貼在西市牌樓，尤其要標紅‘織工按件計酬’那條。”火星濺在袖口的麥穗紋上，我忽然想起去年冬天，正是這些織工在共濟社用算籌算出，工坊主克扣了三成工錢——“剩余價值”這個詞在《管子》注疏里藏了半年，此刻終于化作他們攥緊的拳頭。

坤寧宮的議事廳里，馬皇后正在核對各州縣的“民生賬本”，朱砂筆在“女子習算學”一欄畫了重重的圈。常靜徽抱著雄英站在輿圖前，指尖劃過新設的“互市監”據點：“殿下，藍將軍的軍報說，秦王的商隊在嘉峪關被扣，車上藏著二十箱私鑄銅錢。”她轉身時，腰間的算籌袋與雄英襁褓上的銀鈴相撞，“要不要借此機會，在茶馬古道設‘流動公所’？”

“先讓民生監察院介入。”我展開從蘇州快馬送來的賬冊，漕運總督的印泥下，赫然記著“顧氏綢緞莊月入千金，繳稅不足半兩”，“告訴御史臺，若再拿‘士農工商’的舊規說事，便去查查他們自家田莊的佃戶是否都簽了永佃契。”目光掃過賬冊邊角，那里用阿拉伯數字記著顧氏莊園的土地兼并數據，正是去年冬至在冷宮里用算籌推演過的剝削模型。

暮色漫過宮墻時，朱元璋的車架突然停在鍛鐵坊外。我看著父皇掀開青布簾，龍紋皂靴碾過滿地鐵屑，冕旒在風箱的熱氣中晃動：“聽說你給匠人刻了腰牌？”他伸手接過剛出爐的監察使令牌，麥穗紋路在火光中明明滅滅，“當年朕給錦衣衛發繡春刀，是讓他們替朕盯著百官——你這腰牌，要盯著誰？”

“盯著天下的公道。”我直視他眼底的紅血絲，那是連夜批閱軍報的印記，“父皇可知道，蘇州織工現在按件計酬，每月能多換三斗米？可士族卻說這是‘壞了主仆體統’——”火鉗夾著的鐵坯突然迸濺，在他龍袍上燙出焦痕，“當年您殺胡惟庸，廢丞相，不就是為了不讓百官蒙騙圣聽？如今讓百姓自己盯著賦稅，正是太祖爺的‘廣開路’。”

朱元璋忽然冷笑，將令牌拋進炭火：“婦人之見！百姓盯著賦稅，誰盯著百姓？”他的袍袖掃過鍛鐵坊的木架，新制的曲轅犁泛著冷光，“朕讓你管均田，沒讓你管人心——看看這些匠人，個個腰佩令牌，說話比百戶還硬氣，這是要養私兵么？”

炭火爆裂聲中，我彎腰撿起燒紅的令牌，淬火時騰起的水霧模糊了父皇的臉：“私兵養在田頭，才是最牢的城墻。”令牌在掌心烙下紅印，與22世紀課堂上的全息投影重疊，“當年紅巾軍為何勢如破竹？因為百姓知道，跟著您能分田，能吃飽飯。如今讓匠人佩令牌、農人執算籌，便是讓他們知道，這天下是自己的——”

“夠了！”朱元璋猛然轉身，冕旒撞在風箱上發出脆響，“明日朝會，你若說不出個‘士農工商’的新解，便去給馬皇后抄《女誡》！”他的靴底碾碎半塊鐵砧上的算籌，那是匠人用來計算工錢的十進制籌碼，“記住，朕的江山是刀槍打下來的，不是算籌算出來的！”

夜風卷著鐵屑撲進領口時，常靜徽的身影從暗處浮現：“殿下，藩王們在宗人府議了整日，說您‘以利亂義’，要請出《皇明祖訓》‘訓誡女禍’。”她遞來浸過薄荷的絹帕，擦去我掌心的血泡，“藍將軍已將火銃營開赴蘇州，他說，若士族再敢斷織工的生路，就用新制的‘民生炮’轟開織造局的大門。”

我望著炭火中忽明忽暗的令牌，突然想起在學院講過的“暴力革命”：“讓藍將軍按兵不動，明日隨我去蘇州。”指尖劃過算籌上的刻度，“當年管仲治齊，設‘輕重九府’平物價，如今我們便用‘累進稅’的算盤，算算士族的良心該值幾斗粟。”

蘇州織造局的血腥味混著蠶絲的焦臭撲面而來。二十七個織工被鐵鏈鎖在織機上，腳邊堆著未完成的“瑞龍納貢圖”——這是顧氏獻給魯王的壽禮，卻讓織工們連續勞作三日未眠。我解開最年長織工手上的鐐銬，他腕間的麥穗刺青已化膿：“按《大明律》，工坊主克扣工錢可笞四十，私刑匠人該當何罪？”

顧氏家主的團扇“啪”地裂開，露出里面的西域紅寶石：“長公主明鑒，這些賤民毀了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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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貢品？”我展開《商稅則例》，蠶絲在月光下泛著冷光，“律例寫得清楚，織工按件計酬，每匹錦緞折糧五斗。”指尖劃過他袖口的纏枝紋，“顧大人袖口這寸金絲，夠織工全家吃半年——您說，是云錦貴重，還是人命貴重？”

人群中突然有人跪地，是天機工坊的學徒：“長公主！顧老爺讓我們織‘海水江崖紋’，說漏一針就斷指！”他舉起變形的右手，無名指只剩半截，“可這紋樣比《考工記》里的還復雜三倍，分明是故意刁難！”

我按住他顫抖的肩膀，觸到他袖中藏著的《女訓新解》——那是常靜徽編的竹簡，邊角還畫著簡易的賦稅公式：“明日隨我去應天，讓太學的博士們看看，什么叫‘勞者得其值’。”轉身盯著顧氏煞白的臉，“顧大人不是愛講‘士農工商’么？即日起，蘇州織工的工錢按云錦市價的三成計算——這是《管子》的‘相地而衰征’，更是太祖爺的‘民貴君輕’。”

歸程的官船上，常靜徽對著水月算籌：“殿下，顧氏在朝中黨羽眾多，此舉怕是要激起千層浪。”她的算籌在月光下排出“士商勾結”的模型，“不如趁勢推行‘工商平權令’，讓匠人能入仕，商人可捐官——”

“不可。”我望著船舷切開的水紋，想起《資本論》里的“貨幣轉化為資本”，“商人逐利如水流濕，若給他們官身，只會讓剝削披上‘士紳-->>’的外衣。”取出改良后的《大明律》，在“工商篇”寫下：“匠人按器用估值，商人按貨值納稅，不得虛抬市價，不得私蓄奴婢。”筆尖落在“不得私蓄奴婢”時，想起在冷宮里看見的賬冊，顧氏莊園里竟有三百名未入戶籍的“家奴”。

船到應天，碼頭擠滿了舉著火把的匠人。他們高舉新鑄的“公平秤”，秤桿上刻著麥穗紋與我的封號“均平公主”。最前排的老匠人捧著染血的賬冊，那是從顧氏錢莊搶出的偷稅記錄：“長公主！顧老爺用大斗收糧、小斗出糶，十年吞了我們三千石粟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