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平二十八年五月十一日的晨光，是帶著千葉縣新茶的清苦氣飄進議事會書房的。我剛把案頭的《大明民主主義哲學》初稿理齊，指腹就蹭到了紙頁上未干的墨痕——那是昨夜寫“民生為天”時，硯臺里濺出的一點濃墨，像極了昨日審判庭上，老周賬本里那滴沒干透的淚。靜雯提著食盒走進來的時候，食盒蓋一掀，豆沙包的甜香就和茶香纏在了一起，“姑母，張嬸說這糯米是千葉縣剛碾的，就著您昨天剩下的明前茶喝，最是解膩。”她把食盒放在案角，目光落在初稿旁那本藍布封皮的舊冊子上，那是母后馬秀英當年在北湖省做基層官時的工作筆記，封皮上“務實為要”四個字，還是她用炭筆寫的，邊角都被歲月磨得發毛。

“想知道你奶奶這本筆記里寫了什么？”我把冊子往她那邊推了推，“今天咱們講《大明民主主義哲學》，就從這本筆記開始。你先翻到第三十七頁，看看你奶奶寫的那句話。”靜雯依翻開，手指劃過泛黃的紙頁，輕聲念出來：“均平十年，北湖省大旱，糧商囤糧抬價，農民斷糧。有人說‘等朝廷撥款’，有人說‘求龍王降雨’，我帶著農民去修水渠，引山泉水灌田，半個月后，稻苗活了，糧價也穩了。——記：百姓的飯，要靠手掙；天下的理，要靠事驗。”

“你看，這就是咱們《大明民主主義哲學》最根本的問題——哲學基本問題。”我給她斟了杯茶，茶湯里飄著兩片茶葉，是老周昨天特意留下的，“你奶奶當年面對旱情，有人想‘等撥款’（靠朝廷的意識），有人想‘求龍王’（靠虛無的思維），但她選了‘修水渠’（靠客觀存在的山泉水、農民的手）。這背后就是‘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問題’，分兩個維度：第一個是‘思維與存在何者為第一性’——你奶奶知道，山泉水、土地、農民的力氣是‘存在’，是先于‘等撥款’‘求龍王’這些‘思維’的，所以她去修水渠，這就是唯物主義；要是像那些人一樣，只靠想不靠做，就是唯心主義，最后只能看著稻苗枯死。”

靜雯把筆記扣在案上，指尖還停在“靠手掙”那三個字上，“那第二個維度‘思維能否認識存在’，又怎么說？”

“你再想，當年有人說‘山泉水引不過來，水渠修了也白修’，這就是不可知論——覺得人沒法認識‘山泉水能不能引過來’這個存在。但你奶奶怎么做的？她帶著懂水利的老木匠去山里勘探，量水位、算坡度，最后把水引過來了。這就是可知論——馬克思主義哲學說，人能認識客觀存在，只要去實踐、去探索，就沒有摸不透的理。”我指著案上的d1電動摩托車圖紙，那是工人剛送來的改進版，“你看這個摩托車，之前有人說‘茶農山路不好走，摩托車肯定騎不了’，但工人去山里測了路面，改了輪胎紋路，現在茶農騎著它拉茶，比挑擔子快三倍。這就是思維認識了存在，還改造了存在。”

靜雯拿起圖紙，翻到背面的測試記錄，上面有茶農的簽名，“那咱們的哲學，和舊哲學比，好在哪里呢？您之前說的‘兩個統一’，是不是就是這個意思？”

“正是。”我從書架上抽出一本《舊儒學批判》，翻開里面批注的地方，“舊哲學要么唯物但不辯證，比如有些儒生說‘天不變道亦不變’，承認天是客觀的，但覺得天下的理永遠不變，就像當年有人說‘茶農就該挑茶賣，修什么路’，看不到茶農的需求在變，路能改變茶農的生活；要么辯證但不唯物，比如有些道士說‘陰陽相生’，知道矛盾，但又說‘陰陽來自道’，把矛盾歸到虛無的‘道’上，不是歸到客觀存在的事物里。咱們的《大明民主主義哲學》，就是把唯物論和辯證法統一起來——既承認茶農要賣茶、山路難走是客觀存在（唯物），又知道修了路能解決這個矛盾，還能讓茶農和縣城的販子形成新的合作（辯證）。”

我頓了頓，又拿起母后的筆記，翻到她寫的“均平十二年，處理糧商與農民的矛盾”：“你看這個，當年糧商想低價收糧，農民想賣高價，這是矛盾。要是只講斗爭，把糧商抓了，農民的糧也沒人收；要是只講統一，讓農民低價賣，農民又活不下去。你奶奶怎么做的？她組織‘統購統銷’，糧商按合理價格收糧，朝廷給糧商補貼，農民每斤糧比之前多賺兩文，糧商也能薄利多銷。這就是既承認矛盾的斗爭性（糧商和農民的價格分歧），又利用矛盾的同一性（都需要糧食交易），讓矛盾推動發展——這就是唯物論和辯證法的統一。”

“那第二個統一，唯物主義自然觀和歷史觀的統一呢？”靜雯把筆記抱在懷里，像抱著什么珍寶，“是不是說，看自然和看歷史，都得靠客觀存在？”

“太對了。”我走到窗邊，指著樓下正在卸茶的茶農，“你看那些茶農，他們春天采茶、夏天曬茶，秋天修茶棚，這是和自然打交道——他們知道，茶葉要靠陽光、雨水才能長，不是靠‘祭茶神’（唯心自然觀），這是唯物主義自然觀。再看歷史，之前有人說‘大明的天下是靠將軍打下來的’，這是唯心歷史觀，覺得英雄創造歷史。但你想想，將軍打仗要靠什么？靠士兵的糧餉（來自農民種的糧），靠武器（來自工人造的鐵），靠情報（來自百姓的通風報信）。就像昨天審判周富貴，要是沒有劉阿姨舉報、巴特爾協助查案、老周拿出賬本，咱們能這么快判案嗎？不能。這就是唯物主義歷史觀——歷史是百姓創造的，是茶農的茶、工人的鐵、牧民的羊，撐起來的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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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雯突然站起來，走到書架前，抽出《常靜徽思想》的匯編本，那是她母后常靜徽當年處理加盟省事務的文集，“姑母，那咱們哲學的直接理論來源，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德國古典哲學，再加上奶奶和母后的思想，還有王陽明先生的東西？”

“沒錯，還要加上咱們大明百姓自己的實踐。”我把案上的《黑格爾辯證法摘要》遞給她，里面有母后畫的波浪線，“德國古典哲學里，黑格爾的辯證法講‘事物聯系發展’，但他把發展歸到‘絕對精神’上，是唯心的；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講‘物質第一性’，但又不懂辯證法，覺得物質是死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把這倆的‘合理內核’和‘基本內核’拿出來，變成了科學的唯物辯證法。咱們呢？再把王陽明先生的思想融進來——他說‘知行合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咱們就把這個‘知’變成‘為民的知’，‘行’變成‘為民的行’。比如你奶奶知道‘農民要吃飯’（知），就去修水渠（行）；你母后知道‘加盟省要共贏’（知），就去談貿易協議（行）——這就是把王陽明的思想，從個人道德修養，變成了大明百姓的實踐指南。”

我喝了口茶，接著說：“還有他說的‘致良知’，咱們把它變成‘致為民的良知’——官員的良知，不是‘守著俸祿不犯錯’，而是‘想著百姓不挨餓’；百姓的良知，不是‘獨善其身’，而是‘互相幫襯’。就像千葉縣的茶農，李嬸家的茶棚倒了，鄰居們都去幫忙修，這就是‘致良知’；劉阿姨舉報貪腐，也是‘致良知’。至于‘萬物一體之仁’，咱們把它變成‘天下百姓一體，加盟省一體’——你母后當年和法蘭西加盟省談貿易，不是‘賺他們的錢’，而是‘一起賺錢’，他們的葡萄酒來大明，咱們的茶葉去法蘭西，這就是‘萬物一體’的道理，也是《常靜徽思想》里‘通達四海，協和萬邦’的根。”

靜雯把幾本書摞在一起，《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黑格爾辯證法摘要》《王陽明傳習錄》《馬秀英基層筆記》《常靜徽加盟省文集》，最后把《大明民主主義哲學》初稿放在最上面，“姑母，那‘物質概念’怎么用這些書里的道理講？比如咱們說的茶、路、摩托車，都是物質嗎？”

“是，但也不是。”我從食盒里拿出一塊茶磚，是千葉縣的新茶壓的，“這茶磚是具體的物質形態，路、摩托車也是；但‘物質’這個概念，是它們的共同本質——客觀實在性。不管咱們想不想要，茶農要賣茶是客觀的，山路難走是客觀的，摩托車能拉茶是客觀的。之前周富貴覺得‘我能壓茶價，茶農就得聽我的’，就是不承認這個客觀實在性，覺得自己的想法能改變茶農的需求，最后不還是栽了？”我指著初稿上的話，“你看這句‘物質是標志客觀實在的哲學范疇，不依賴于我們的感覺而存在’，就是說，百姓的需求、土地的收成、道路的好壞，這些都是客觀的，咱們制定政策，不能脫離這些實在，這就是《韻瀾思想》里‘民心為秤’——秤砣是客觀的，民心也是客觀的，你政策好不好，百姓的日子就是秤星。”

靜雯拿起茶磚，放在手里掂了掂，“那‘對立統一規律’呢？比如茶農想多賣錢，販子想少花錢，這就是矛盾吧？怎么統一？”

“你問到點子上了。”我從案頭找出一份《千葉縣茶葉加工方案》，是農技員剛做的，“之前茶農賣散茶，一斤只能賣十明幣，販子賺差價；現在咱們建加工-->>廠，把散茶做成茶餅、茶膏，一斤能賣五十明幣，茶農賺得多了，販子也能賺加工費，這不就統一了？矛盾有兩個屬性：同一性是茶農和販子都要靠茶葉賺錢，斗爭性是價格不一樣；但同一性要靠斗爭性推動——要是沒有價格的矛盾，誰會想著建加工廠？誰會想著提高茶葉的價值？”我翻出母后的筆記，“你奶奶當年處理糧商和農民的矛盾也是這樣：農民想賣高價，糧商想低價，她就組織農民搞互助組，一起種糧、一起曬糧，提高糧食質量，再和糧商談‘優質優價’，最后農民多賺了，糧商也因為糧食質量好，賣得更快——這就是矛盾雙方的對立統一，推動著事情往前走。”

“那實踐呢？您說實踐是‘人類能動地改造世界的客觀物質性活動’，具體到大明，有哪些？”靜雯的筆記本已經寫了兩頁，上面畫滿了箭頭，把“茶”“路”“矛盾”“實踐”連在了一起。

“太多了。”我指著窗外，“樓下茶農卸茶，是物質生產實踐——他們種茶、制茶，給大明提供茶葉，這是咱們生存的基礎；昨天的審判，是社會政治實踐——咱們懲貪腐、護民生，調整社會關系，讓百姓活得安心；農技員研發新茶種，學堂里先生教孩子讀書，是科學文化實踐——咱們提高生產技術，傳承文化，讓大明能一直發展。你奶奶當年修水渠，是物質生產實踐；你母后和加盟省談司法協作，是社會政治實踐；咱們編《大明國刑律典》，也是社會政治實踐——這些都是實踐，都有三個特征：客觀物質性（靠手、靠工具、靠土地），主觀能動性（有目的，不是瞎做），社會歷史性（不是一個人能做的，要靠大家，還要跟著時代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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