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半夏提供的材料，如同一把鑰匙，為沈墨打開了一扇通往更深層迷宮的窄門。然而，當他試圖沿著這條通道繼續前行時，卻發現面前橫亙著無形的墻壁——信息壁壘。

在王德貴案的卷宗旁，沈墨的辦公桌上逐漸鋪開了更多關聯案件的摘錄筆記。他試圖厘清一個最基本的邏輯鏈條：征地項目立項依據是什么？補償標準如何核定？資金預算從何而來，又經由什么程序撥付？最終，為何卡在了城投公司的支付環節？

答案似乎應該分散在自然資源和規劃局、財政局、審計局，乃至城投公司自身。但在信訪中心現有的信息系統和檔案記錄里，這些關鍵信息要么缺失，要么語焉不詳，如同一幅被刻意打上馬賽克的地圖。

他嘗試通過內部協調函的方式，向相關部門調取王德貴案的背景資料。發給自然資源和規劃局的函件石沉大海；發給財政局的詢問，得到的回復是“涉及企業商業信息，不便提供”；而直接聯系城投公司，對方客套地表示會“配合調查”，隨后便再無音訊。

一種軟性的、無處不在的阻力，悄然包裹著他。

科員小陳看著沈墨連日來徒勞的努力，終于忍不住，在一次送文件時，怯生生地開口：“沈主任，您……您這樣查，可能沒什么用。”

沈墨從一堆文件中抬起頭：“為什么？”

小陳推了推厚厚的眼鏡，聲音很低：“以前……以前馬主任也試著追過幾個類似的案子。但各個部門都有自己的規定，數據不共享，流程也捂得嚴實。問急了，他們就拿規定、拿保密條例來擋。馬主任后來就說，這都是‘信息孤島’，靠我們信訪中心根本打通不了，費力不討好。”

“信息孤島……”沈墨重復著這個詞。這并非一個新鮮的概念，但在此刻的玉泉縣，它不再是教科書上的名詞，而是化作了堅硬的現實壁壘，保護著某些不愿被觸及的角落。

他回想起在水務局時，那套癱瘓的智能水文系統。技術的失效與信息的隔絕，在此刻形成了詭異的呼應。它們共同指向一種治理生態的病灶——并非沒有規則，而是規則被異化為相互推諉的借口和阻隔視線的屏障。

“所以，大家就都默認了這種‘空轉’？”沈墨問，語氣平靜，卻帶著審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