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飛快地從袖口里摸出一張疊得只有指甲蓋大小的紙條，塞進我的手心：“昨晚我去職工夜校講課，下課后，順道去見了冶金組的老周。”
我心頭一動。
老周，周師傅，那個在我們第一次秘密測試時，冒著風險幫我們把關鍵工具箱藏進他家煤棚里的老技術員。
“他信得過。”蘇晚晴的聲音壓得極低，像耳語，但每一個字都清晰無比，“我借著講《基礎電工原理》的機會，把幾個信得過的老伙計都摸了底。”
我展開紙條，上面是三個用鉛筆寫下的名字和崗位：鍋爐房，陳廣年；機修班，孫海；計量室，劉愛國。
每一個名字后面，都畫著一個微不可察的對勾。
“他們都愿意加入輪值保管的隊伍。”蘇晚晴看著我的眼睛，那雙總是帶著幾分書卷氣的眸子里，此刻燃燒著一種前所未有的堅定火焰，“林鈞，他們不是為了你一個人，也不是為了我們幾個。老周說，他是為了以后廠里再有‘穩壓試點’這種好事的時候，不會再被某些人一句話就給否了，不會再讓真正想干事的人寒了心。”
我用力捏緊了手里的紙條，那幾個名字仿佛帶著溫度，燙著我的掌心。
我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直到這一刻我才真正明白，我們點燃的，早已不只是一小撮火苗。
那火種，已經順著人與人之間最樸素的信任，在那些平日里沉默寡、只顧埋頭實干的老師傅們心里，悄悄扎下了根。
中午的飯堂永遠是全廠消息最靈通的地方。
我和趙衛東、李衛國打了飯，特意找了個離王副主任那桌不遠不近的位置。
王副主任是廠長的小舅子，主管生產安全，也是上次叫停我們測試、叫囂著要處分我的急先鋒。
趙衛東今天扮演的角色，是個滿腹牢騷的莽夫。
他故意把飯盆敲得叮當響，一邊大口扒拉著飯，一邊粗聲粗氣地嘆氣：“哎，聽說了嗎？廠部好像要搞什么‘技術歸口管理’，以后咱們工人自己搞點小革新、小發明，都得先層層上報，等領導批了才能動手。”
他聲音不大不小，剛好能讓周圍幾桌的人都聽見。
果然，王副主任那邊，一個平日里最會阿諛奉承的工段長夾菜的手頓住了，扭頭問道：“衛東，你這又是從哪兒聽來的風聲？”
“好幾個人都在傳呢！”趙衛東繼續裝傻，一臉的憤憤不平，“我尋思著，是不是上次林哥他們那個測試動靜太大了，效果太亮眼，上面有些人怕擔責任，又怕功勞被咱們一線工人搶了，所以才想出這么個損招來卡咱們的脖子？”
這番話像一顆投入池塘的石子，瞬間激起千層浪。
飯堂里頓時響起一片嗡嗡的議論聲。
我們要的，就是讓這番話傳出去，傳到每一個想做事卻被壓制的工人耳朵里，也傳到那些心懷鬼胎的領導耳朵里。
敵人越是想用行政手段這種“規矩”來扼殺不守規矩的創新，就越是暴露了他們內心深處對于這種新力量的恐懼和無力。
果不其然，還沒到下午上班，廠里就有了新的風聲，這次是從領導層那邊放出來的：“林鈞他們那套東西就是瞎搞的野路子，不穩定不安全，遲早要被收編，納入正規管理體系。”
我聽到這傳聞時，笑了。
這不是打壓，這是試探。
這是恐懼的回聲。
他們不確定我們手里到底掌握了多少東西，不確定我們背后到底有多少人，所以只能用這種方式來逼我們亮出底牌。
我們等的就是這個信號。
傍晚五點半，夕陽把工廠的煙囪染成金色。
我帶著趙衛東、蘇晚晴和李衛國三人，再一次潛入了后山那片荒廢的土坡。
還是那個我們親手焚毀心血的地方，但這一次，不再是為了毀滅，而是為了重建。
我從懷里掏出三本用牛皮紙包著封面的嶄新《優化筆記》，分別交到他們手中。
“這是新的三份，內容做了增補。”我指著封面，低聲說，“為了安全，每本都加了暗記。”
趙衛東那本的封皮右下角，用油墨蓋了一個小小的錘子印記；蘇晚晴那本的左上角，用紅筆畫了一個微型的電路符號；李衛國的那本，則是在書脊上貼了一小片不起眼的黑色絕緣膠帶碎片。
“從明天開始，我們四個，加上冶金組的周師傅，鍋爐房的陳師傅，機修班的孫組長，還有計量室的劉技術員，一共八個人，分成兩組輪流保管。每月一號，由我組織在這里碰頭，統一更新筆記內容，確保所有人手里的版本都是最新的。”我的聲音冷峻而嚴肅，“規矩只有一條：誰負責保管的筆記出了問題，不管是失職丟失，還是主動泄密，被任何人發現，其余所有人都有權立刻終止與他的信息共享，并將他從我們的名單里剔除。”
這不是信不過誰，而是在這種高壓之下，我們必須用最嚴苛的紀律，逼著我們自己人，也像防賊一樣護住這點來之不易的知識火種。
趙衛東把那本帶著錘子印的筆記小心翼翼地揣進懷里，然后用力拍了拍胸脯，惡狠狠地說道：“放心吧，林哥！誰敢動我這本筆記，我讓他知道知道，我們八級鉗工的手腕，不光能造零件，也能拆零件！”
我們三人都笑了，只是那笑聲里，都帶著一股子不成功便成仁的狠勁。
從這一刻起，我們不再是僅僅為了活下去而掙扎的螻蟻，我們是在為一種新的秩序，立下第一條規矩。
回到宿舍，我關上門，從工具箱最底層摸出了那半截被燒得焦黑的鉛筆頭。
我沒有收藏起來，而是將它輕輕地放在了宿舍的窗臺上。
窗外，清冷的月光灑了進來，照亮了墻壁上那些被擦拭過卻依然留下淡淡痕跡的草圖。
“你還記得第一次用它在墻上畫圈那天嗎？”
一個清脆的聲音從門口傳來。
我回頭，看見蘇晚晴不知何時已經站在那里，目光也落在那支鉛筆頭上。
我點了點頭：“記得。那時候，只想活下來。”
她慢慢走近一步，站在我身旁，和我一起看著窗外的月色。
“現在呢？”
我沒有回答。
我只是沉默地拿起那半截燒焦的鉛筆，轉身面對著墻上一塊空白的地方，緩緩地，一筆一劃地寫下了兩個字。
繼續。
粗糙的筆尖劃破陳舊灰泥的“沙沙”聲，在寂靜的夜里格外清晰，像極了某個巨大而精密的機器，在沉寂許久之后，齒輪終于開始咬合的啟動聲。
遠處廠區的燈火依舊微弱，散亂，但在我們看不見的地方，一股龐大而堅韌的力量，正悄然推動著整座紅星機械廠，開始極其緩慢卻不可逆轉的向前挪動。
這股力量的源頭，是我們散播出去的希望和我們主動挑起的恐慌。
它們像酵母一樣，在整個工廠里發酵。
到了周二，趙衛東在飯堂里那番半真半假的話，已經被添油加醋地傳成了十幾個版本，但所有版本的核心都指向一件事――林鈞他們那套“野路子”，似乎真的能讓大家的日子變得不一樣。
于是，車間里，工人們私下里討論最多的問題，不再是這件事“行不行”，而是“怎么干”。
而全廠上下，唯一一個和“新技術”公開掛鉤，又愿意跟普通工人講解其中門道的，只有一個人――職工夜校的電工原理課老師，蘇晚晴。
這個周三，她要講的課題是《串聯與并聯電路分析》，一個往常聽得人打瞌睡的枯燥內容。
可這一次，所有人都嗅到了一絲不同尋常的味道。
夜幕剛剛降臨，離七點上課還有好一陣子，職工夜校那間破舊的教室外面，已經黑壓壓地站了不少人。_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