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李麗質預測的差不多，第二天一群小孩子想要做小風車。

王績現在也和之前不一樣了，不是迂腐的小老頭，而是讓小公主幾人教其他人做小風車。

現在的王績也發現了，少一堂課，其實影響不大。

回家的時候，基本上一人一個小風車。

不知不覺，秋收也結束了！

縱囚的日期也到了。

之前都說應該是沒事的，但是張二丫還是很擔心。

生怕張大郎回去被斬。

豫章公主猜到了張二丫的想法，“別多想，沒事的！”

張二丫點點頭，眼睛還是紅紅的。

現在沒有崩潰，完全是出于對蕭然的信任。

距離長安城遠的，需要早點出發，免得錯過了約定的時間。

但是張大郎不用，栲栳村距離長安不遠，明天去也可以提前到。

張二丫沒有和妹妹三娘說，張大郎也沒有干活，簡單收拾了一下。

其實，張大郎心里也沒有底，還是很忐忑。

現在知道了李麗質，李恪幾人的身份，也知道李世民和長孫皇后。

張大郎稍微心安了不少。

李麗質豫章公主幾人很好，張大郎知道，村里人也是認可的。

兩個皇子人也不錯。

玻璃爐子那邊，現在主要是李恪和程處默秦懷道三人負責，還有幾個村里青年跟著幫忙。

蕭然偶爾也會去看看，玻璃的發展方向肯定是蕭然把握的。

午后的陽光斜斜照進玻璃作坊，剛靠近就覺熱氣撲面而來。

土灶里的柴火正旺，橘紅的火光舔著爐壁，映得作坊里暖融融的。

幾個村里的青年圍著爐子轉，有的用長鉗夾著陶模，有的蹲在旁邊觀察火候。

程處默正搬著一摞新制的陶模過來，粗布袖子挽到肘間，額角沾著細汗。

蕭然剛走進來，就見李恪從架子旁轉過身，手里捏著塊剛冷卻的玻璃坯，臉上帶著點興奮。

架子上擺著十來件玻璃器皿，有敞口碗、細頸罐，最惹眼的是個淺底盤。

陽光透過玻璃照下來，能清晰看見盤底沾的細沙印，比上個月那些泛著淡綠、帶著氣泡的坯子透亮了不止一星半點，連器皿邊緣的弧度都更規整了。

“小郎君，你來得正好！”

李恪快步走過來，把玻璃坯遞過去，“你看這批次的料，燒出來幾乎沒氣泡了，摸著手也比之前光滑，是不是能試著做你之前說的‘千里眼’了？”

他眼里滿是期待，千里眼都看過，在質量燒玻璃，就想燒出質量好，能做千里眼的來。

蕭然接過玻璃坯，對著光轉了轉，坯子通體清亮，只有邊緣還帶著剛出爐的毛糙，確實比之前的質量好了太多。

他指尖劃過坯子表面，笑著搖頭：“純度和透明度是夠了，但千里眼要的不是器皿，是‘鏡片’。”

他伸手在坯子上比了個圓，“得把這整塊坯子磨成兩面都光滑的圓片，還得算準‘焦距’，就像咱們調爐子火候似的，磨得深一點、淺一點，看東西的清楚程度都不一樣。”

旁邊的秦懷道湊過來，手里拿著塊有細微劃痕的玻璃片：

“我們這幾日試著用細沙磨過小塊玻璃，可總磨不勻，要么邊緣歪了，要么中間厚一塊薄一塊。”

程處默也放下陶模，撓撓頭：“要是能有個固定的架子就好了，手拿著磨總晃，累得胳膊酸還沒效果。”

蕭然把玻璃坯放回架子，指著那些透亮的器皿：“現在能把器皿燒得這么勻，已經是進步了。”

“鏡片打磨得慢慢來，我晚上畫個木架圖紙，找村里木匠做個能固定玻璃的架子，再用細沙、細石粉分步驟磨。”

“先磨出大致的圓，再修邊緣，最后磨兩面的光滑度。”

蕭然頓了頓，看向李恪，“等磨出第一塊鏡片，咱們先對著遠處的板栗山試試，說不定能看清山上的樹影，慢慢來總能成。”

李恪點點頭，眼里的期待更甚，轉身就跟秦懷道說：“那咱們下午就去找木匠，先把架子的料備齊！”

幾個村里的青年也湊過來，七嘴八舌地問“鏡片要磨多大”“磨好真能看見遠地方嗎”。

作坊里的熱氣混著熱鬧的話音，連爐子里柴火的“噼啪”聲都顯得格外有勁兒。

透亮的玻璃器皿擺著，千里眼的盼頭在心里，這日子倒比秋收時還多了幾分盼頭。

李恪還是忍不住把蕭然拉到另一邊，“大郎不會有事吧！”

“沒事！”正常來說是沒事，現在改變的事情太多蕭然確實也拿不準。

歷史上的縱囚歸獄，其他人全部回去了，李世民一高興，全部赦免。

可現在蕭然的出現改變了很多問題。

蕭然也怕自己的原因，讓這些人沒有被赦免。

諸多超越時代的改變，難免會憂慮“蝴蝶效應”打亂歷史軌跡。

但從貞觀七年的政治邏輯、李世民的治國理念以及他所帶來改變的“領域屬性”來看。

這種擔心更多是源于對“歷史不確定性”的敬畏，而非必然會發生的風險。

蕭然帶來的所有變化，本質上都屬于“民生改善與技術補充”，并未動搖貞觀年間的政治根基與李世民的決策邏輯。

而縱囚歸獄的核心恰恰是李世民的“政治理念”，兩者領域不同，沖突性極低。

囚犯歸獄的關鍵是對李世民“赦免承諾”的信任，以及對“失信后果”的考量，與“能否吃到糖炒栗子”無關。

反而民生改善會讓囚犯更認可貞觀朝廷，更愿意遵守與朝廷的約定。

李世民縱囚的核心是“彰顯仁政”，而糧食充足、百姓安居樂業，恰恰是他推行“仁政”的底氣。

只會讓他更堅定“君民互信”的決策，而非因作物改變而推翻承諾。

印刷術的價值在于加速文化傳播，近親結婚理論是優化社會倫理，兩者均屬于“長期社會改良”范疇，與短期的“司法決策”無直接關連。

李世民不會因能更快印書，就改變對囚犯的赦免承諾。

也不會因近親結婚的觀念，就忽視“君信”的重要性。

這些改變不觸及司法體系，更不影響囚犯對“歸獄即可能赦免”的預期。

從實際影響來看，蕭然帶來的改變均與縱囚歸獄的核心邏輯相契合，甚至起到“正向輔助”作用，并未觸及可能顛覆歷史結果的“核心變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