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懇請陛下明察，律法之用，貴在衡情酌理，懲惡揚善，非為彰顯嚴刑峻法之威也！司馬光之議，若得施行，恐天下寒心，司法僵化，臣萬死不敢茍同！”

這封奏章，如同在滾沸的油鍋里又潑進一瓢冷水，瞬間炸開了鍋。

許遵的觀點，清晰地將爭議提升到了“法理”與“情理”、“法律條文”與“司法實踐”孰輕孰重的層面，并且直接挑戰了司馬光“禮法至上”的權威。

幾乎同時，汴京太學內的辯論也徹底失控。原本還局限于經義探討的學子們，迅速分裂成旗幟鮮明的兩派：

擁司馬派：以一些崇尚古禮、嚴守程頤門風的太學生為主，高呼“天理昭昭，綱常不容紊！”

認為司馬光維護的是人倫大防，是社會的根基，阿云之情可憫，但其行不可恕，否則“夫綱不振，禮崩樂壞”。

反司馬派：則以更多注重事功、講求權變的太學生為代表，他們引用《春秋》決獄的故事，強調“原心定罪”，認為法律不應是冰冷的刀鋸，而應有教化憐憫之功。

他們抨擊司馬光“刻薄寡恩，不恤民瘼”，甚至有人將河北災民之苦與阿云之冤聯系起來，暗指朝廷若只重虛禮，不察實情，與草菅人命何異？

太學博士們試圖彈壓，卻發現爭論已從學堂蔓延到茶肆、酒館，乃至官員的私邸。一份份辭尖銳的“策論”、“私議”開始在士大夫圈中流傳。

這一切，都被皇城司的密探記錄在案，最終由李憲整理成一份詳盡的輿情摘要，呈報給了趙頊。

起初，趙頊只是隨意翻閱，以為不過是些書生議論。chapter_（）;

但當他看到許遵奏章中那句“律法之用，貴在衡情酌理”以及太學生中出現的“原心定罪”與“刻薄寡恩”的激烈對撞時，他的眉頭越皺越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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