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頊見火候已到，終于提出了他的解決方案，語氣緩和下來，帶著一種“不得已而為之”的務實：

“司馬卿家，阿云一案，其情確有可憫之處。母喪期間被逼嫁，一弱女子，憤而出手，終未釀成慘禍，且能自首伏法。

朕意，可否援引‘恤刑’之古義？不必在‘謀殺’、‘故殺’或婚姻效力上再做糾纏，直以其‘事出有因，悔罪可矜’為由，將刑名由死減流（死刑減為流放）。

如此，既存其生路，顯朝廷仁政，亦未完全否定前判之嚴正。最重要的是——”

趙頊的目光緊緊盯著司馬光，一字一句地說道：

“此事可就此了結。朕不希望再看到任何因此案而起的奏章、辯論和攻訐。

朝廷的精力，必須立刻、全部地放回到河北的災民、西北的邊防、國家的度支上來！卿家明白朕的意思嗎？”

這已不是商量，而是近乎最后的定論。趙頊的意圖再明白不過：他要在不公開否定司馬光的前提下，快刀斬亂麻地結束這場爭論。

他避開了所有意識形態的陷阱，選擇了一條最務實、也是政治成本最低的路徑——運用皇帝特有的“赦免”或“恤刑”權，以“仁政”的名義，將案件從禮法之爭的漩渦中強行剝離出來。

司馬光沉默了很長時間。他一生堅守原則，最厭惡的就是這種“和稀泥”的權宜之計。

但他同樣是一位老練的政治家，深知皇帝此刻承受的壓力，也明白如果再堅持下去，可能真的會引發難以預料的朝局動蕩。

更重要的是，皇帝將河北、西北的慘狀赤裸裸地擺在他面前，那份沉甸甸的現實，讓他無法再僅僅執著于一條抽象的“綱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