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真正的聰明人，如韓琦、曾公亮、文彥博、乃呂公著、呂惠卿等人，卻從這看似尋常的“文雅賞賜”中，品出了非同尋常的政治意味。

就在年前，官家才讓宰相曾公亮牽頭，商討科舉改制之事，核心議題之一便是“增加策論比例，減少詩賦取士”。

此事在士林中已有風聲，支持者與反對者皆在暗中角力。

如今，新年伊始，官家便如此大規模、高規格地向核心官員群體賞賜《資治通鑒》、《春秋》這類側重于總結歷史經驗、探討治國得失的史鑒巨著；

以及歐陽修等大家闡釋經義、關切現實的學術筆記，其用意，幾乎是不自明的“明示”。

這就像是在對全體官員，尤其是那些掌握著科舉出題、閱卷權力的未來考官們，發出一個清晰無比的信號：

“諸位愛卿，都看到了嗎？朕所重者，乃是這等能‘鑒往知來’、‘經世致用’的學問！”

“下一科，乃至今后的科舉取士，朝廷要選拔的，不再是只會吟風弄月的詞臣，而是通曉古今之變、能提出安邦定國實策的干才！”

“策論的重要性，將前所未有地提升！諸位當以此為導向，勉勵后學，亦當以此標準，為國選材！”

這份“賜書”的舉動，其政治智慧在于：

溫和而堅定：它不是一道強硬的詔令，避免了在年節期間直接激起保守派的激烈反對。它以“賞賜”這種施恩的方式出現，讓人難以拒絕，更難以在明面上反駁。

精準的受眾：賞賜對象是帝國的決策核心和未來的主考官。信號直接傳遞給最能影響科舉風向的人，效率極高。

強大的說服力：用司馬光、歐陽修這等重量級學者的著作作為“教材”和“范本”，本身就具有極強的學術權威性和說服力，使得“重策論、重實學”的導向顯得理所應當。

賜書儀式結束后，群臣手捧書卷，叩謝天恩，陸續退出紫宸殿。每個人心中都翻涌著波瀾。

韓琦、文彥博等老成者：手持《資治通鑒》，心中了然。他們或許對激進變法有所保留，但對于科舉選拔實用之才這一點，大多持贊成態度。

官家此舉，方向是對的，手段也足夠高明。他們可能會保持沉默，或私下告誡門生故吏，要多在策論上下功夫了。

王安石、呂惠卿等改革派：內心振奮。這無疑是官家決心推進改革、選拔新銳人才的強烈信號。他們必將利用這個機會，在輿論和實務上，進一步推動科舉向“經義策論”傾斜。

一些以詩賦見長的文臣：則感到了無形的壓力。未來的仕途，恐怕不能只靠華美的辭章了。

各地重臣、邊帥：收到《武經總要》和經史典籍，同樣心領神會。官家這是希望他們既能鎮守一方，也要知書明理，懂得運用歷史的智慧來處理復雜的軍政事務。

消息像長了翅膀一樣，迅速從宮禁傳遍京師的官員圈層，繼而將通過這些重臣，傳遞至全國。

所有讀書人都將意識到：熙寧朝的科舉，要變天了。未來的進士，必須熟讀史鑒，深通時務，方能脫穎而出。

趙頊站在殿閣的高處，望著官員們手持書卷離去的身影，目光深遠。他沒有采用激烈的方式強行推動科舉改革，而是選擇了這種“春風化雨”、“潤物無聲”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