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有君子，沉潛經史，考鏡得失，其心在于為萬世開太平，此知之功，不可泯也。

然，若執此知以為足，坐論道而不起行，是猶持萬貫之錢契而餓死于廩粟之側，豈不悲夫？

另有君子，洞悉時弊，銳意更張，其志在于解生民于倒懸，此行之勇，不可沒也。

然，若恃此勇以為足，貿然行而不返知，是猶無星秤尺而量江海之深廣，其不傾覆者，幾何？

（對“知”派與“行”派，先肯定其價值，再指出其可能陷入的偏頗。這種不偏不倚、公允全面的態度，足以讓雙方都感受到被理解，從而更容易接受文章后續的引導。

那“錢契餓死”與“無星量海”的比喻，更是犀利精準，入木三分。

在進行了充分的鋪墊與說理后，文章亮出了最核心的觀點——“辨志”。）

故學者之要，首在“辨志”，亦即“判心”。判其心之所向，何為蒼生耶，何為名利耶？

心若為公，則其知必求明徹，其行必求穩妥。

心若為私，則其知流于口耳，其行必歸于莽蕩。

真知，非記誦辭章之謂，乃事理當然之則，了然于胸，如痛癢之在己體。

真行，非蠻力強為之謂，乃此心良知發用于事，如好好色、如惡惡臭之自然。

如此，則裁軍、科舉改制，莫非仁政之施為；

《通鑒》、《唐禮》，莫非事功之津梁。

又何有乎新舊之爭、知行之分？

（這將辯論從形而上的哲學思辨，徹底拉回到了士人的道德初心與現實擔當。

只要“心為蒼生”，則具體政策之爭不過是“實策之優劣”的技術性討論，而無關乎道德立場。

這為化解黨爭、凝聚共識提供了最高的哲學依據和道德前提。

文章最后，發出了充滿感召力的行動倡議。）

嗚呼！諸生！時局之艱，非坐談可解；圣學之奧，非空想可明。

愿吾輩共勉：于讀書窮理時，即存關切世事之心；于臨政處事時，不忘反求本心之明。

可效范文正公“先憂后樂”之志，可慕胡瑗蘇湖“經義治事”之學。

或參議縣政，或考察河防，即事即學，即學即行。

使吾之所知，皆為民胞物與之實學；使吾之所行，皆為清明在躬之實功。

如此，則朝堂之上，所爭者為實策之優劣，而非意氣之短長。

則吾輩所學，方為明體達用之真儒業，而非割裂知行之口頭禪矣！

此文至此，戛然而止。

全文格局高遠，說理透徹，恩威并施，既有帝王的威嚴，又有師者的循循善誘。

它清晰地勾勒出了一條“明體達用”的士人新道路。

趙頊擲筆于案，長舒一口氣。李憲恭敬地將墨寶捧起，小心吹干。

“陛下，此文……”

李憲聲音微顫，他被文章的氣魄與深理所震撼。

“頒下去。”

趙頊語氣淡然，卻帶著不容置疑的決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