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與文字，乃是文明的枷鎖。他既用我文字，習我禮儀，便是自認于我文明體系之內。

試問，其日后祭天祭祖，是用契丹語還是漢語？若用契丹語，則其禮儀不倫不類，徒增笑耳；

若用漢語，則是我為他立法！其‘正統’之爭，不過是在我設定的棋盤上，按照我的規則下棋而已，何足道哉？”

“遼主此舉，恰似魚慕釣餌，自愿上鉤！

他要唐禮，朕便給他一個體系完整、原汁原味的唐禮！

讓他知道，何為真正的衣冠文物、典章制度！

讓他遼國的漢官愈發心向中原，讓其國內仰慕華風者愈發眾！

此乃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上策！”

趙頊的剖析，如撥云見日，讓群臣尤其是韓琦、文彥博等老成謀國之士，深以為然。

這已超越了簡單的外交博弈，上升到了文明競爭的戰略高度。

“傳朕旨意！”

趙頊決斷道：

“允遼所請！而且，要大方地給、成體系地給！

命翰林院、昭文館、史館，即刻整理《唐六典》、《通典》等所有遼主所求典籍，以皇家精刻本規格，謄抄備齊，作為國禮，贈與遼主！”

但這還不夠。趙頊想到了一個更絕妙的點子，他目光投向殿中兩位以學問道德著稱的官員——程顥、程頤兄弟。

“程卿家”

趙頊微笑道：

“典籍是死的，人是活的。遼主既誠心向學，我天朝上國，豈能僅有典籍，而無導師？

朕意，在巡禮團北上之前，先遣一‘先師使團’，攜典籍赴遼，為遼主及其臣工，講解唐禮精義，闡發圣賢之道。

二程先生道德文章，海內共仰，此行非卿等莫屬！”

這是一個雙贏的安排：

二程是當時著名的理學家，學問純正，立場卻不屬于激進的禮法黨任何一派，由他們出任“文化導師”。

既能彰顯大宋的文化底蘊，又能避免直接的政治色彩，是最佳人選。

程顥、程頤相視一眼，深知此任關系重大，躬身應道：

“臣等領旨，必竭盡所能，宣示王化，不負圣望！”

一場看似被動的外交困局，在趙頊高屋建瓴的戰略視野下，瞬間被轉化為一次主動的文明輸出。

遼主想借唐禮自固，趙頊便順勢將整個中華文明的價值體系與話語標準打包送去。

當二程先生帶著滿載典籍的車隊，以“文化導師”的身份北上的時候，這場宋遼之間的較量，已經悄然從軍事、外交的層面，躍升到了爭奪文明定義權與主導權的更高維度。

趙頊在紫宸殿的最后一番話，為這一切寫下了注腳：

“讓遼人去爭論何為‘正統’吧。而我們，要做的就是成為那個‘正統’唯一的、不可置疑的定義者。”

歷史的車輪，在熙寧二年的這個秋天，駛入了一條更為深邃的航道。一場以典籍為武器、以導師為先鋒的文化遠征，即將在廣袤的北國草原上，拉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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