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既符合“反賊必亡”的論調，又能間接說明為何西夏需要對外戰爭來轉移矛盾——為未來的“自衛反擊”提供正義性。

不講“敵軍可畏”，只論“我軍當強”：將所有議題的落腳點，都放在“整軍經武、鞏固邊防”的必要性上。

強調備戰是為了保護百姓、彰顯國威，而非因為害怕西夏。

不用“客觀分析”，只用“情報警示”：

通過皇城司等秘密渠道，向韓琦、文彥博等核心重臣提供真實的、具體的情報，但在公開場合，仍使用“夏人猖獗”、“賊勢囂張”等模糊而具有煽動性的傳統話語。

“欲速則不達……”

趙頊放下筆，長嘆一聲。

要想動搖一個階層積累了百年的思想鋼印，需要的是水滴石穿的功夫，以及……一場足夠慘烈卻又最終獲勝的戰爭來教育所有人。

他意識到，在喚醒整個國家的認知之前，他必須先贏得那場迫在眉睫的戰爭。

只有用鐵一般的事實，才能砸碎那堅如磐石的“天朝迷夢”。

這一刻，趙頊感受到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

他的敵人，不僅在西北的興慶府，更在這汴京城的每一個充斥著陳腐觀念的頭腦里。

熙寧二年十二月的朔望大朝會，汴京紫宸殿內，百官肅立。歲末的祥和氣息并未沖淡朝堂上隱隱的緊張感。

此前華山的崩裂，雖經官方引導指向西夏兵戈之兆，但暗流依舊涌動。

以御史中丞呂誨為首的一批恪守古禮、對“熙寧新法”持保留態度的守舊清流，早已摩拳擦掌，意圖借此“災異”之機，對朝政進行規諫。

他們的策略，是先從看似無爭議的“邊事”入手，敲打新政可能帶來的“妄動”風險。

在常規議事完畢后，呂誨率先出列，手捧笏板，聲音清朗卻帶著不容置疑的篤定：

“陛下！臣聞，西岳震動，主兵戈之象。然臣寢食難安者，非懼夏人兵鋒之利，實憂我朝舉措之失當也！”

他開門見山，定下了基調：

“西夏李氏，本乃我朝叛臣，僭號小丑！

其地僻處西陲，沙磧不毛，其民不過百萬，皆烏合之眾。

仰我歲賜，方得茍存。此等疥癬之疾，何足掛齒？”

緊接著，他話鋒直指當前政策的“荒謬”：

“然今，朝廷舉措，未免小題大做！

乃置行營、遣重臣、聚兵革、耗糧餉，儼然如臨遼國大敵！

此非揚湯止沸，反助其勢耶？示天下以我朝畏懼一隅小丑，豈非徒損國威，自招其侮？”

呂誨的論，完美代表了當時絕大多數士大夫，尤其是保守派的對夏認知：

道德優越感：強調西夏“叛臣”、“僭號”的身份，從法理和道德上將其徹底否定。

經濟文化鄙視：認為西夏貧窮落后，離了宋朝歲賜就活不下去。

軍事傲慢：視夏軍為“烏合之眾”，不值一提。

戰略保守：認為大張旗鼓的備戰是“示弱”，會鼓勵西夏，主張維持低成本（歲賜）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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