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肯定了王安石的出發點和辛勞，給足了面子；

對于《三經新義》的處理，則輕描淡寫地限定在“太學討論”的范圍內，定性為“廣見聞”，而絕口不提“頒行天下”、“定為標準”等實質性步驟。

最后一句“仍當以實務為要”，更是將話題巧妙而堅定地拉回了趙頊最關心的河北現實政務。

放下朱筆，趙頊靠回椅背，心中并無輕松之感，反而升起一股復雜的明悟。

他第一次如此清晰地觸摸到了王安石性格中那致命的缺陷。

“韓稚圭（韓琦）當年說‘安石為翰林學士則有余，處輔弼之地則不可’，朕今日方知，此非虛……”

趙頊喃喃自語。韓琦當年反對王安石拜相，并非完全針對新法，更是洞察了其性格不適配宰相所需的包容與平衡之才。

“他王安石，口口聲聲反對司馬光等人思想僵化，可他自己所做的，又何嘗不是另一種僵化？”

趙頊的目光變得銳利：

“司馬光著《資治通鑒》，是陳述史實，啟發后人，縱然觀點鮮明，卻也留人討論余地。

他門下弟子，亦非只知盲從。

而王安石你……你竟是想要天下人只讀你注的經，只信你解的道！”

這念頭讓趙頊感到一陣寒意。

統一思想，定于一尊？

這想法本身，就充滿了法家的嚴酷與不切實際的天真。

它或許能帶來一時的效率，但長久來看，扼殺的是整個民族的生機與創造力。

天下士子若都成了只知背誦“王注”的應聲蟲，這大宋，與一潭死水何異？

“朕要用的是你的‘法’，你的‘術’，來富國強兵，解決積弊。

但絕不是要用你的‘道’，來取代百家，禁錮天下！”

趙頊心中無比清晰：

“思想的戰場，必須保持開放與競爭。

司馬光可以講他的‘禮’，蘇軾可以吟他的‘詞’，你王安石自然也可以倡你的‘新學’。

但最終的裁判權，必須、也只能掌握在朕的手中！”

他想起即將出使遼國的司馬光。

縱然政見不合，趙頊依然委以文化交涉的重任，因為司馬光的學識、辯才與氣節，足以代表大宋的文化底蘊。

這是一種自信，也是一種智慧——容人之量，用人之長。

而反觀王安石此舉，趙頊深切地體會到了一種“非黑即白”的執拗。

在這種思維里，不支持新法，便是頑固守舊；

不遵從“王學”，便是離經叛道。

這種缺乏彈性的絕對化傾向，或許能造就一個不屈不撓的改革斗士，但絕難成為一個調和鼎鼐、團結各方力量的合格宰輔。

“王介甫啊王介甫，你的問題，不在于你的才學與理想，而在于你這份……容不下半點雜色的‘純粹’啊。”

趙頊嘆了口氣，這聲嘆息里，有失望，有警醒，也有一絲不易察覺的憐憫。

他明白了，歷史上王安石變法的最終失敗，朋黨之爭愈演愈烈。

其根源，或許早在這一刻就已種下——主持改革的核心人物，自身就缺乏一種海納百川的政治包容性。

這一次關于《三經新義》的奏請，如同一面鏡子，照出了王安石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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