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成化以來，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河南、廣東、福建等地先后出現一種現象：許多地區的農民，由自耕農或佃農的地位下降為一種類似農奴的佃仆。所謂‘佃仆’又稱‘僮仆’，與地主不只是主佃關系，還有‘主仆名分’。

他們雖然可以有妻子兒女和微薄家業，但社會地位猶如農奴。明代法律上禁止蓄奴，但許多官宦、豪富之家，多半蓄有男仆女婢。這種家奴大半用在家內使役，如被遣往莊田耕種，采用古代“免奴為客”的辦法，便由奴認為佃，但與主人仍保持主奴關系，成為佃仆。

有名的如王錫爵、錢海山、徐階；睢州的褚太初、寧陵的苗思順、虞城的范良彥，河南的褚、范、苗、曾，麻城的梅、劉、田、李等強宗右姓所占有的奴婢，都在千人甚至數千人以上。

因為從萬歷末期以來的天災人禍，使得天下流民數量大漲，位于中原地區的河南更是連一些中上層農民也趁機占有了不少的奴隸。

至于大明三大商人勢力集團，如徽商、晉商、福建的海商，也無一不是靠奴隸支撐其商業。其中，以徽商的資本最為雄厚，單徽州同時也是中國奴隸最多、所受的奴役最嚴酷的地區。各家大姓，都蓄有大量的奴仆用于“營運”。

這也是為什么，雖然江南地區工商業發達，但是卻遲遲不能突破最后一層隔閡，進入到資本主義生產的階段。因為江南的工商業并沒有將大明的經濟帶入到一個新的社會形態，反而穩固了封建農奴的社會制度。

崇禎登基之后，雖然頒布了一系列的釋奴令，但是在北方地區到還好，所謂的閹黨余孽大多是北方士紳，為了能夠向皇帝示好，都或多或少的表示了對釋奴令的支持。特別是馮銓、崔呈秀、黃立極為代表的河北士紳，在這一點上更是表現的極為積極。

在這四年來，崇禎不斷出手對陜西、山西、河北、山東、河南等地的商人集團、宗室、勛貴、士紳進行打壓，使得不少商人、地主開始向著新的工商業主、和新地主的形態下轉變了。當然這種轉變對于某些固執守舊的士紳地主來說，也是一個極為痛苦的過程，他們要從以往鄉間說一不二的土皇帝變成為被市場和法律所左右的普通人。

不過很顯然，崇禎并沒打算讓這些守舊的士紳豪族慢慢考慮。就如同他在陜西拔起兩家藩王時，順便收拾了一群依附在藩王宗室身邊的士紳豪族外。在利用民亂打壓了一批河南士紳后，又趁著唐王世子一案收拾了一批南陽的豪族。

被牽連進唐王世子案中最為著名的就是南陽的曹氏家族，其家族擁有僮仆數千人，又托庇于唐王名下，因此地方官員都不敢過問曹家的不法之事。

對于這樣的豪族，崇禎都不愿意將之流放到邊境去，因為他們同官員之間盤根錯節的關系太深，就算到了邊境也未必會老實，反而容易將大明內地的虛實透露出去。

于是在唐王世子案剛一確定，南陽曹氏宗族400余口便在錦衣衛的押送下，從陸路進入了湖北，接著又在漢口上船直接到了崇明島。也就在崇明島上，曹氏宗族被帶上了一艘巨大的海船，跟著五艘巨船組成的船隊從崇明島出發，向著東北面的茫茫大海駛去了。

這只船隊正是馬尼拉和大明商人共同組建的，中國-墨西哥商業航行船隊。組成船隊的五艘船只載重都在600-800噸之間，都是五年內建造的新船。其中兩艘載重800噸上下的船只，屬于中國-墨西哥貿易航行的主力，另外三艘載重6、700噸的船只，實際是今年第一次往來于中國及北美殖民地的船只。

自崇禎元年鄭芝虎開啟的大明官方組織的第一趟橫跨太平洋航行之后，這是這只貿易船隊第四趟跨越太平洋的航行了。

經過了前三趟的試航行后，夏秋從中國出發，抵達日本外海北緯45°~42°水域，順北太平洋上的"黑潮"東行到北美洲沿岸，在大明首個殖民地洛杉磯修整幾日，然后南下到墨西哥沿岸進行貿易，在第二年春夏順著洋流直航至馬尼拉或臺灣，再返回上海港。已經成為了一條較為成熟的航線了。

通過船只的輪換更替，基本上每年可以往返太平洋一趟。每趟航程約為6-9個月。由于馬尼拉殖民地官員在這條航線上有著重大的利益，因此關于這條航線的秘密，幾乎全部透露給了中國人。

這也是為什么中國敢于增加船隊規模，開始試探著向北美洲進行制度性移民的底氣。當然對于這一批被運往北美洲的987名移民來說，這趟航程自然算不上什么良好的體驗。

和另外一半由**和流民組成的移民相比，曹氏一族的待遇雖然要好上一些，但也沒能好上多少。跟之前在老家的錦衣玉食相比，海船上的生活簡直就是地獄一般。

而越是遠離大陸，也越是讓這些曹家人心生恐慌，開始不停的向船長顧長沙提出返航的要求。十月二十九日，顧長沙確定船隊已經正確轉入太平洋上的黑潮區域后，他便將船上的數十名曹家主事者叫到了甲板上。

曾經在上海-舟山航線上當海盜的顧長沙，在崇明沈家崛起之后不得不放棄了海盜生涯，但是他對于內陸的士紳豪族卻一向很是鄙夷的。在他眼中，這些內陸的土豪除了借用官府的勢力嚇唬人之外，本身就是一群廢物。